“说什么也不至于那么糟。”
克丽丝汀坐在总经理套房外面一间办公室里她自己的办公桌边，一边念着手中的一封信，一边皱着眉头。她一抬头正好看见彼得·麦克德莫特那张高兴而朴实的脸在门口东张西望着。
她喜悦地应声说道，“又是一箭射来，但是已经那么多了，再来一下又算得了什么？”
“我倒喜欢这种想法。”彼得在门边舒展一下他那魁梧的身躯。克丽丝汀仔细打量着他，“你昨晚一定睡得很少，可看起来好象毫无倦意。”
他咧着嘴笑了。“今天一清早我跟你的上司干了一仗，简直象是洗了个冷水淋浴。他下来了没有？”
她摇摇头，然后瞥了一眼她刚才念的信。“他来了一定不会喜欢这个的。”
“是个秘密吗？”
“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不过，我想，跟你有牵连。”
彼得在办公桌对面一张皮椅上坐下来。
“你记得一个月以前，”克丽丝汀说道，“有一个人在卡伦德莱特街上走的时候，上面掉下一只瓶子。他的头被砸破得很厉害。”
彼得点点头。“真丢人！瓶子是从我们的一个房间里掉下去的，那毫无问题。但是我们找不到那个扔瓶子的旅客。”
“被砸破头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记得是个挺不错的小个子。事后我跟他谈过，我们替他付了医药费。我们的律师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明这只是友好的表示，而不是承担责任。”
“友好并没有起作用。他起诉要求饭店赔偿一万元。他说他得了脑震荡，身体严重受伤，失去了工作能力，还说我们对此毫不关心。”
彼得干脆地说，“他拿不到钱的。我也觉得从某一点上说这不太公平。但是他不可能拿到钱的。”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因为同样的事情多得很。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会有例可援的。”
“那样就能影响一项判决吗？
“通常是这样的，”他肯定地对她说。“多少年来法律一向如此的。举个例吧，在匹兹堡曾经有个典型的案件——在威廉·佩恩饭店，一个人被上面客房里扔下来的瓶子打中，瓶子是打穿了他的车顶掉进去的。他向饭店起诉要求赔偿。”
“他胜诉了吗？”
“没有。他在低级法院里败诉了，然后又向宾夕法尼亚最高法院起诉。他们驳回了他的上诉。”
“为什么？”
“法院说一个饭店——任何饭店——不能对它的旅客的行为负责。唯一的例外是，如果某一个负责人——比如说饭店经理——预先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而又不加防阻。”彼得继续说下去，皱着眉头在回想着。“还有一个案子——我想是在堪萨斯城。有几个在开会的人从他们房间里把一些装满水的洗衣袋扔下去。当洗衣袋爆裂的时候，在人行道上的人吓得四处乱闯，有一个人被推倒在开过来的汽车底下。他受了重伤。事后他起诉要求饭店赔偿，也是什么钱都没拿到。还有一些其他的判决——全都一样。”
克丽丝汀好奇地问，“这些事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也学过旅馆法律。”
“唉！我觉得这似乎太不公平了。”
“谁碰上这种事就算他倒霉，但是对饭店来说都是公平合理的。当然，照理应该由干这种事的人来承担责任。问题在于，有那么多临街的房间，几乎不可能找出是谁干的。因此他们多半都得以逍遥法外。”
克丽丝汀专心一意地听着，一只臂肘抵在她的办公桌上，手掌托住下巴。太阳透过半开着的软百叶窗斜照进来，照在她的红头发上，使它更加发亮了。这时她因困惑不解而皱起了眉端，彼得感到自己很想伸出手去轻轻地把这皱纹抹掉。
“让我搞搞清楚，”她说道。“你是说一个饭店对于它的旅客的任何行为，甚至包括对其他旅客的行为，都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