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吃饭(2)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五四运动，带来了一连串的变化，中华民国在一颠一拐的走着之字 路，走向现代化了。我们有了知识阶级，也有了劳动阶级，有了索薪，也有了罢工，这些都 在要求“有饭大家吃”。知识阶级改变了士人的面目，劳动阶级改变了小民的面目，他们开 始了集体的行动；他们不能再安贫乐道了，也不能再安分守己了，他们认出了吃饭是天赋人 权，公开的要饭吃，不是大吃大喝，是够吃够喝，甚至于只要有吃有喝。然而这还只是刚起 头。到了这次世界大战当中，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四大自由，第四项是“免于匮乏的自由”。 “匮乏”自然以没饭吃为首，人们至少该有免于没饭吃的自由。这就加强了人民的吃饭权， 也肯定了人民的吃饭的要求；这也是“有饭大家吃”，但是着眼在平民，在全民，意义大不 同了。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 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饱甚至没饭吃，什么礼义什么文化都说不上。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 饭权也会起来行动了，知道了吃饭权的，更怎么能够不起来行动，要求这种“免于匮乏的自 由”呢？于是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 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了吃饭第一。这其实比闷在心里糊涂的骚动好得 多；这是集体的要求，集体是有组织的，有组织就不容易大乱了。可是有组织也不容易散； 人情加上人权，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饭吃的那一天。
    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１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７月６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第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