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考异》二引《庚午记书》亦云：
于琥（都督于）显男。先在宁夏任指挥时，听胡、陈分付，囚军封绩递送出京，往草地里通知消息。后大军克破胡营，获绩究问，二人反情，由是发觉。
与《实录》《明史》《弇州别集》《开国臣传》及明代诸记载家如黄金（《皇明开国功臣传》卷一《李善长传》）、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八五《韩国公传》）、何乔远、雷礼诸人所言无一相合。由是知不但封绩非元臣，非河南人，非胡惟庸亲信，且与李善长亦始终无涉。不但上述诸正史及野纪无一可信，即上引之封绩供辞亦不必实有，因为明代兵制初不集中兵力于首都，而于沿边要隘及内部冲区设卫分镇，明初尤重视北边防务，以燕王棣守北边，隶以重兵，自后九边终明一代为防虏重镇。即有侵轶，初无用于京军之调动，假使真有封绩使元这一件事，胡惟庸自身任军国大政，反说出这样荒谬绝伦的话，理宁可通！
由上引证，可知所谓通倭通虏都是“莫须有”的事。上文曾说过，胡惟庸事件正象一个在传说中的故事，时间越后，故事的范围便越扩大。根据这个原则，我们试再检校一下胡惟庸私通外夷这一捏造的故事的范围的扩大。
在时代较前的记载中，胡惟庸私通外夷的范围，仅限明代一代所视为大患的“南倭北虏”。稍后便加上一个三佛齐，再后又加上一个卜宠吉儿，最后又加上一个高丽。
《太祖实录》洪武三十年中，载胡惟庸通三佛齐事：
三十年，礼部奏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上曰：“……近者安南、占城……西洋、邦嗒剌等凡三十国，以胡惟庸谋乱，三佛齐乃生间谍，绐我使臣至彼。爪哇国王闻知其事，戒饬三佛齐，礼送还朝。是后使臣商旅阻绝，诸国王之意，遂尔不通……。”
于是礼部咨暹罗王曰：“……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诸番莫不来庭。岂意胡惟庸造逆，通三佛齐，乃生间谍，给我信使，肆行巧诈。……可转达爪哇，俾以大义告于三佛齐，三佛齐原系爪哇统属，其言彼必信，或能改过从善，则与诸国咸礼遇之如初，勿自疑也。”（《明太袓实录》卷二五四；《皇明大事记》卷一三；《皇明驭倭录》卷一）
永乐五年诏敕陕西官吏，又有通卜宠吉儿事：
八月敕陕西行都司都司都指挥陈敬等及巡按监察御史，禁止外交。
上曰：“臣无外交，古有明戒，太祖皇帝申明此禁，最为严切。如胡惟庸私往卜宠吉儿，通日本等处，祸及身家，天下后世，晓然知也。……”（《明政统宗》卷七）
高岱纪太祖朝事，说胡惟庸和高丽也有关系：
十七年甲子三月上因高丽使来不遵臣礼，以贿结逆臣胡惟庸，事觉，遣其使还。以敕谕辽东守将唐胜宗、叶升，令绝高丽，勿通使命。（《鸿猷录》卷六）
这样，胡惟庸私通外夷，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无不与胡惟庸之叛逆，发生关系。
五 明初之倭寇与中日交涉
如瑶贡舶事件，记载纷纭，多不可信。举其矛盾处之显着者如使节之派遣者或以为征夷将军源义满，或以为征西将军怀良亲王。明人如郑晓（《吾学编·大政记》一；《皇明四夷考》上《日本》）、雷礼（《皇明大政记》卷三）、章潢（《图书编》卷五〇《日本国考》）、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一《日本》）、李言恭（《日本国考》卷二《朝贡》）、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七五《海防》《日本》）、王士骐（《皇明驭倭录》卷一）、邓元锡（《皇明书》卷一六六《日本传》）、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二日本）、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九《海略》）、诸人均以为助胡惟庸谋逆者为怀良亲王。茅元仪、叶向高诸人则以为派遣如瑶来华者为征夷将军。《日本考》云：
十三年再贡皆无表，以其征夷将军源义满所奉丞相书来，书倨甚，命锢其使。明年复贡，命礼臣为檄，数而却之。已复纳兵贡艘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败，事发，上乃着《祖训》示后世，毋与倭通。（《武备志》卷二三，《四夷》八）
此以贡舶之来为在十四年后，时胡惟庸已死垂二年，叶向高所记（《苍霞草》卷一九《日本考》）全同。日人松下见林采其说，谓：
明太祖答日本征夷大将军曰“前奉书我朝丞相”，丞相谓胡惟庸也。又《武备志》曰：“征夷将军源义满所奉丞相书来，已复纳兵贡艘中助胡惟庸。”观此则义满助胡惟庸者也。（《异称日本传》卷中八，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