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据《胡惟庸传》，则惟庸之毒基，实为太祖所遣：
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短，久之，基疾，上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
据《行状》所述，基未死前且曾以被毒状告太祖，太祖不理：
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惟庸以医来视疾，饮其药二服，有物积腹中如拳石，遂白于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笃。三月上以公久不出，遣使问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御制文一通，遣使驰驿送公还乡，里居一月而薨。（徐纮《皇明名臣琬琰录》卷七，黄纪委（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
即由史臣纂修之《实录》，也说太祖明知刘基被毒事：
御史中丞涂节言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广洋宜知状。上问广洋，广洋对以无是事。上颇闻基方病时，丞相胡惟庸挟医往候，因饮以毒药。乃责广洋欺罔，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废兴……（《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八）
由上引诸记载，参以《明史·刘基传》所叙胡惟庸与基之宿怨，乘隙中伤，太祖对基怀疑事。可知胡惟庸之毒基，确受上命，所以刘基中毒后，虽质言情状，亦置不理。并且派人看他会不会死，直到确知他必定要死，方派人送他回家。我们看汪广洋之死是为涂节告发，胡惟庸之被罪，也和刘基死事牵连，但在宣布胡氏罪状时，却始终没提起这事。由此可见“欲盖弥彰”，涂节之所以与胡惟庸骈戮东市，其故亦正在是。
关于阻隔占城贡使事《明史》云：
洪武十二年占城贡使至都，中书不以时奏，帝切责丞相胡惟庸、汪广洋，二人遂获罪。（《明史》卷三二四《占城传》）
《实录》载此事较详，其文云：
十二年九月戊午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其臣阳须文旦进表及象马方物，中书臣不以时奏。内臣因出外，见其使者以闻，上亟召见，叹曰：“壅蔽之害，乃至此哉！”因敕责省臣曰：“朕居中国，抚辑四夷，彼四夷外国有至诚来贡者，吾以礼待之。今占城来贡方物既至，尔宜以时告，礼进其使臣，顾乃泛然若罔闻知，为宰相辅天子出纳帝命，怀柔四夷者固当如是耶！”丞相胡惟庸、汪广洋等皆叩头谢罪。（《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皇明大事记》卷一三四《夷朝贡》）
《明史》言：“帝怒，切责省臣，惟庸及广洋顿首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礼部又委之中书，帝益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高皇帝文集》卷七载《向中书礼部慢占城入贡第二敕》云：
敕问中书礼部必欲罪有所证。古有犯法者犯者当之，此私罪也。今中书礼部皆理道出纳要所，九月二十五日有慢占城入贡事，向及省部，互相推调，朕不聪明，罪无归着，所以囚省部，概穷缘由，若罪果有所证，则罪其罪者，仍前推调，未得释免。
旨意极严重，接着就是涂节上变告反，由此可见惟庸已于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下狱，到十二月又发生汪广洋妾陈氏从死事，再下法司取勘，涂节窥见太祖有欲杀之意，逢迎上变，遂于次年正月被诛。
庚午诏书中所指的“枉法朋比”，《明史》所记无实事可征。李善长狱后数年方发觉，此时当不能预为周纳。惟吴伯宗事别见其本传云：
胡惟庸用事，欲人附己，伯宗不为屈。惟庸衔之，坐事谪居凤阳，上书谕时政，因言惟庸专恣不法，不宜独任，久之必为国患，辞甚剀切。帝得奏召还，赐衣钞。（《明史》卷一三七《吴伯宗传》）
则伯宗自以坐事谪徙，亦未尝得“危祸”也。刘崧事见《高皇帝文集》七《召前按察副使刘崧职礼部侍敕》云：
奸臣弄法，肆志跳梁，拟卿违制之责。迩者权奸发露，人各伏诛。卿来，朕命官礼部侍郎，故兹敕谕。
其朋比事，当时人的记载，《国初事迹》中，有这样一条：
杨宪为御史中丞。太祖尝曰：“杨宪可居相位。”数言李善长无大才。胡惟庸谓善长曰：“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宪因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奏排陷大臣，放肆为奸等事，太祖以极刑处之。（刘辰《国初事迹》（《金华丛书》本））
刘辰曾佐太祖戎幕，所记当得之见闻，较可征信。且善长惟庸均为淮人，惟庸之进用，又为善长所援引，为保全禄位树立党援计，其排斥非淮系人物，又为势之所必至。不过据这一条史料的引证，也仅能证明惟庸之树党而已。《高皇帝文集》卷十六《跋夏珪长江万里图》文中有指摘惟庸受赃语，不过尽他所能指摘的也还不过是一幅不甚着名的图。其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