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1942年河南大饥荒是不存在的，不在记忆中留存的历史往事近乎于不存在，很多中国人是习惯于遗忘、淡漠的，并不很遥远的惨事也可轻易放下，甚至都不知发生过。真实历史犹如沙画一般早已经扬尘暴土般剧烈出现然后再次归零。与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相比，冯小刚导演、刘震云编剧的电影《一九四二》，在信息量上更加庞杂丰富，也更容易为普通群众所接收信息。
冯小刚和刘震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是向中国人说：“别忘了这段历史。”事实上，无数的中国人根本记不得祖宗十八代、八代，能够对祖宗三代的历史有清楚了解的，已然是少之又少。在那个还可以自由逃荒的年代，卖自己、卖家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我们并不久远的过去，远没有那么美好。如今我们在打捞民国的荣光，也要铭记那些仓皇的悲歌。农民和地主，都是土地的主人，他们本应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的耕作、生活和迁徙，按照自己的选择生存，即便遭遇天灾，也应该有足够的自我救助和社会救济，然而一九四二年绝无可能，事实上他们经常要遇到这种比这更严重的情况。
《一九四二》最终，出现一个孤女，三十五秒钟，按照编导的说法，她才是本片的主人公，她交待了画外音旁白者的来历。这与《一句顶一万句》互文来读，更是看不尽的悲怆民族痛史，编导演以泣血浩叹之态，试图唤起众多“装睡的人”。刘震云的最新小说《我不是潘金莲》，采取的结构与本片相仿，绝大多数文字是漫长的序幕，为了勾出作者满含热泪的人和事，宁肯绕最远的弯子，也是为了让读者-观众不再轻易去忘记。刘震云是幽默的河南人，善于自我解嘲，《一九四二》里的东家、长工、厨子等等人，都从原著小说里衍生出来，有着特定条件下的坚韧，本片对他们性格的描写是善良、牺牲和兑现承诺。为了活着尽可能的在国土上迁徙，当然限于无政府状态下的泥沼之中。张国立、徐帆、张默、冯远征等人的演出，不夸张、不虚浮，可以说是处于怯懦和担当之间，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的饥饿DNA，以及逃荒经验，他们如同野草和飘蓬，对未来最大的希望，是希望自己的后代像狗尾巴草一般的种子，能够在拙劣环境下活下去。面对史上最残酷的饥荒，他们做不出更有先见之明的预案。
与3000万饥饿中的河南人相比，是食物链顶端的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等等的信息，丘吉尔的感冒绝对比远征军的劫难和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汇报更重要，陈道明和李雪健饰演的角色，在历史的缝隙里无法自由呼吸，但是他们的迟滞或颟顸决定着更多人的生死。历史最残酷的无情之处，是只能记住极少数名字的帝王将相的家族或相砍史，而不会记得数百万人如何挣扎，无非是“大饥荒”、“人相食”罢了。国史馆的刀笔，从来都是短缺的，而墨写的文字总是要比血写的现实更加易于风化，且群众也几乎不看书、不记得老故事。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相信是九成九以上中国人第一次通过影像的方式知道（再次知道）那段历史的存在，本片最大的意义便在于此。（删节版发于《优家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