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造就了经济学大师
——读托德·布赫霍尔茨的《经济学大师们》
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梅纳德·凯恩斯……虽然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虽然并不久远，但辈出的大师灿若星辰。
大师们的成长历程清晰地呈现出这样的事实：许多时候，他们只是仅仅出于对某些现象的思考，或者缘于生活中的某些偶然，或者因为对某些观点的极力反对，这才逼迫或者说是激励他们更加勤奋地思索。比如，如果没有那次远行，没有遇到伏尔泰、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令人激动的人物”，没有看到重农主义者“漏洞百出”的《经济表》……亚当·斯密能否写得出震惊世人的《国富论》，或成疑问。
如果我们再深入这些大师们的生活又不难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与“论战”相伴。成就马尔萨斯名声的《人口原理》，居然被李嘉图讥为“几乎没有哪一页”找不到“某些谬误”。而李嘉图研究时选择的那些特定的假设或事例，在凯恩斯和熊彼特看来，“只是为了确保能够得到他想要的结果”，熊彼特甚至冠之以“李嘉图恶习”。虽然美国走出“经济大萧条”阴影成就了凯恩斯的经济学地位，但凯恩斯在今天享受到的推崇与遭遇到的“恶评”可能难分伯仲。作为经济学批评家、随时准备投身“战斗”的凡勃伦居然被学生如此戏谑——“（他）用一只眼盯着他所分析的科学的优点，另一只眼睛则注视着局促不安的读者”……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洋溢着这样批判与反批判的浓郁学术精神，在短暂的历程史上，经济学的步伐会如此铿锵和稳健。
见贤思齐，让人不油地想起这样令人汗颜的现实。国内曾有调查显示，79.6％的人觉得“部分专家缺乏社会责任感，为利益群体代言”；72.3％的人认为“大量‘伪专家’充斥专家队伍，素质良莠不齐”。与“砖家”泛滥现象“相映生辉”的是，一些专家学者丧失了学术原则，当起了利益的“吹鼓手”。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曾直言不讳，房地产界“豢养”了一批“御用文人”，或通过“重金”让一些专家和媒体为其制造舆论。看似热火朝天的言语缠斗，真正基于学术原则的争论只剩皮毛，掀开这层唬人眼球的虚伪饰物，满眼呈现的只有横流的物欲。
翻读此书，颇有几分亲切的是，追寻大师们的奋斗足迹，往往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历史投影。亚当·斯密认为“政府不应该限制自利的人，因为自私自利是一种丰富的自然资源”。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何不是向公众个人需求敞开市场的大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开始虽然有些蹩脚，但其问题指向让人切切实实感觉到人口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力。在这方面，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早就令国人感同身受。如果提起凯恩斯，我们大多数人无法忘记一轮轮政府投资掀起的经济发展狂澜，尽管这种发展模式，往往难脱因为投资的周期性削减，至而出现周期性阵痛的窠臼。
提起发展，我们一直喜欢提及这样一种“喜闻乐见”的观点，即别人用了数百年，而我们只用了若干年，赶超、弯道超越等一大堆激励人心的词汇竟相登场。单从时间上比较，这样的“优势”确实令人颇感振奋。但如果想想我们是站在别人摸索发展形成经验的肩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非但不应沉缅于这样的自豪，反倒应多加思索，我们是否曾经或正在努力避免前人曾经走过的那些弯路。就算我们暂时无法引领发展潮流，尚无能力缔造经济哲学，但我们也要当最好的学生，努力避开经济发展中那些被实践验证的“险滩暗礁”。
当然，也别以为经济学家在市场上就一定会如鱼得水，赚得盆满钵溢，像李嘉图这样一边当经济学家，一边当老板的“文武双全”者，绝非经济学家群体的标准像。同为经济学大师的凯恩斯，上世纪20年代，在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中，凯恩斯一度因为货币买卖和股票投资收益颇丰，于是名声更加鹊跃。然而，随着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凯恩斯的股票并未摆脱损失惨重的普遍命运。也许这就是经济学家异于常人之处，关键时刻，凯恩斯没有“输红了眼”，而是迅速回归于冷静，悬崖勒马。他意识到，如果再度失手将直接葬送自己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崇高声誉，于是坚决退出了股票投机行列。其实类似经济学家翻船的现象并不鲜见，理论与实践毕竟有太多的距离，更何况“家底尚薄”的经济学，尚不足破解现阶段的所有市场问题。
本书中引用了一个极不成功的例子，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失落的十年”。作者将日本经济滑坡归咎于“临时性政策遭遇的失败”，认为当时日本试图用暂时性的减税方案来刺激消费者购买，“反而惹恼了政策的受众”，结果公众非但没有积极消费，而是把钱存进了银行。真相果真如此吗？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相对日元贬值了50%，而在此之前，日本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自此，日本经济跌入十多年的低迷期，至今难见起色。颇具意味的是，作为“受人称赞”的经济学家，原美国白宫经济政策主任的托德，对此只字不提，反倒将问题归咎于日本经济政策的“内乱”。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经济学大师？像变化无常的市场经济一样，这个问题当然不可能有一个模板化的精确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经济学大师辈出的土壤，不能仅仅寄望于女娲造出几个天才，而是首先打造一个敢于坚守学术原则、敢于针锋相对、敢于追求真理的浓郁学术氛围。如此看来，经济学大师不可能破天荒地出现在靠“骂战”博人眼球的“砖家”群体中，亦不太可能是那些为转移公众视线，把玩知识、消弥真相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