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死后，他的朋友及崇拜者魏颢，在其所撰写的《李翰林集序》中说道：“（李）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决；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宗。”
魏颢是与李白的后半生中交往较深的人。所以，对于他写的这篇“集序”，也就成了研究李白家庭的重要参考依据。现根据他的记述，并结合其他史料，来逐一剖析李白的婚姻及其子女等情况。魏颢交待了在李白一生中，分别跟四位女人相结合的事儿，但是又有所分别。对于李白一前一后的两次婚姻，他用了“娶”字；而对于中间的两次男女结合，他用的是“合”字，表明这不算是正式的婚姻，而是一种“男女同居”的关系。
不过，魏颢却也用错了“娶”字。因为，在古代汉人婚俗里，把女子娶进门，叫“迎娶”，或如通俗说的“娶亲”，即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婚姻；而男子上女方家门，做女婿的婚姻，则反过来是以女性为主体的婚姻，就不能称之为“娶”，在古代叫做“入赘”，用现在通俗话讲，就是“做上门女婿”。
据李白自言：“…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楚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上安州裴长史书》）
这指的是李白在25岁出川后，便一直四处漫游，他见到同乡人司马相如的文章里，大为夸耀楚地云梦的湖泊如何神奇壮观，就慕名而来观赏，碰到离此不远的安陆府地，住着前代相国许圉师一家，把他招进门做了女婿，许家的一位孙女就成了李白的妻子。后来他们还有了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叫平阳；小的男孩叫伯禽，乳名明月奴。李白的后一次正式婚姻，同样是被“见招”，做的是另一位唐代宰相宗楚客家的上门女婿，李白“宗夫人”即是宗楚客的孙女。
在我国古代，男人做上门女婿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低贱的，被当时人们视作为“异常之举”。以男性为主体的婚姻习俗，当可溯源到我国的周朝始。那时，由于以父系为中心的婚姻伦理观念得到加强，而后“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则成为封建社会人伦关系的重要准则。男子汉肩负着顶门立户，维持自性血脉相承的大任，而女子出嫁到男家，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么，作为一种反常现象，男子汉嫁到女家做“上门女婿”，就被人们贱视而待了！因而古人对此用了相当精妙的“入赘”一词，来给以称谓。
“赘”在汉语里的解释是“多余的”，比喻“剩余之物”。汉词中，对多余的话叫“赘言”；对人们皮肤上生长的瘊子，叫“赘疣”（比喻多余而无所用）；对男子做上门女婿，便称之为“赘婿”。在我国秦汉之时，是把“赘婿”当成罪犯等“五类份子”对待，要把他们强征到边关去做苦力的，称之是“谴戌”。到了唐朝，虽然当时社会风气已较为开放，但在汉人聚居地，由于接受儒学传统占据主流，儒家伦理观念仍是“正统”人们心中一道难以逾越的藩篱。
比如，唐人对于相关史籍中“赘婿”一词的释义，就表现出当时基本的世俗观念，即对这种异常现象的鄙视和不齿。例如，司马贞在对《史记•滑稽列传》中，出现的“淳于髡是齐国赘婿”条文上注释道：“做女人丈夫，像他这种应招上门的，就好似人身上的疣赘，是剩余之物了。”再例如，颜师古在《汉书•贾谊传》上，对“家贫子壮则出赘”文句，进一步引申说：“所谓赘婿者，是说他不当而出在妻家，亦犹如人身体上有肬赘，本不属应有的东西。”
那么，李白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接连两次甘当“赘婿”呢？究其原因，一方面讲，李白毕竟出自“胡地”，在回到巴蜀江油偏居后（当时亦称为西南夷），那里也杂居着以“羌胡”为主的许多少数民族，他必会受到当地婚俗世风的影响。所以，对于深具豪放本质的诗人李白来讲，他是不会在意于内地汉人的“世俗之见”的。
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在李白出生地碎叶，以西突厥人的活动影响最大。当时生活于西域之地的各民族，还存有许多母系氏族社会中遗留下来的风气，且突厥族的社会发展，相比汉族要落后许多。他们突出女性的身份地位，婚俗上往往体现于“女婚男嫁”。
在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序论》上，就讲述了这样一段关于西域习俗的话：“黑岭以来，莫非胡俗。…（其）嫁娶无礼，尊卑无次，妇言是用，男位居下。”而在《隋书•北狄传》中，对突厥族人的风俗也有一说：“（他们）虽姓氏各别，总谓铁勒。…唯丈夫婚毕，便就女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俗也。”
因此，我们对李白是否汉人（郭沫若说）？或者胡人（陈寅恪说）？又或者胡化的汉人（胡怀琛说）姑且不论，但可以肯定一点，他是出自西域迁来的家庭，必然要深受到突厥文化的影响的。李白对于先后“入赘相门”为婿之事深感荣光，并时在诗文里得意自鸣。可见从他的心理上，并无有这层阴影，也显出李白“奇”的特征。然而，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李白对于自己的婚姻大事，是有着想“攀附名门”来提升身份地位，便于结交权贵，跻身于仕途考虑的！也就是说，李白的某些行事作风上，也存在未能免俗之处。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里讲道：“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从陈寅恪先生的这段论述里，我们当可明白，以李白关于婚事和积极求仕的表现看，他是两样均沾了。无容讳言，李白也有着热衷于追求世风的一面，如此也便是人性的完整体现。
然而事与愿违，李白的婚姻选择，并没有给他的事业发展增添多少筹码，倒使他在家庭问题上平添了几许愁绪，尤其是对养育子女方面更欠账难偿！虽然李白在漂泊流离时，对其儿女们表现出深深牵挂且愧疚万分，但这弥补不了他所造成的子女在育养问题上的伤害！
安陆府的许相国家族，曾经在唐初至高宗帝年间煊赫一时，但时过境迁，也无后人在朝为官，难以为李白提供多大的势力保护伞，其主要的功劳是给他解决了衣食等生活问题。李白是以“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之语，来概括他在安陆所度过的、近十年的落魄生涯的。
仅是因为他错将安州长史李京之，误认成自己的老朋友魏洽的这桩“小事”，竟然也惹得李长史大为不快，差点就被“缉拿归案”。为此，李白不得不上书李大人，再三以卑词谢罪，信中说道“（李）白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悽惶，席不暇暖。寄绝国而何仰，若浮云而无依。南徙莫从，北游无路。”
由此可见李白当时处境，是多么的窘迫无依。他的好酒之性，这时也一发不可收拾了。“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这便是他写给许氏夫人的诗句，表现了这位天才诗人因彷徨失措，只求醉酒解闷的怨恨。实际上，李白同安陆家人是离多聚少的。大概他常住家里的时间不足三年，这中间还要把他游历于江夏等地连算在一起。
唐开元末年（约736年），许氏夫人不幸病逝，这可是对李白家庭上的重大打击。有许夫人在，对他们两个小孩的育养照料，是不成什么问题的，许家人里也不能公开反对。于今许氏不在了，李白作为上门女婿的身份地位，又常年效果并不显著的奔波在外，有谁愿意挑起抚养自己小孩的重担呢？如果说，原先许家人对李白还只是冷眼旁观，背后闲言碎语，而现在却会公开地指责他的许多不是之处了。再加上李白在安陆混得并不好，社会空间对他似乎很有限。时年36岁的李白，骤然间感到了内外交困的巨大压力，他是很难再呆在安陆许家了，匆忙间携儿带女，移居到东鲁（山东）之地。后来李白跟友人提及到这段艰难的岁月，诗中言：
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
李白寓家之地，是在兖州郡瑕丘城（郡政府所在地，今山东兖州县。）的东郊外，这里距离曲阜仅约三十里。这时李白仍将主要的精力放在隐居山林、以隐求名、扬名入仕的上面。但家里两个几岁的小孩靠谁照管呢？这同样是李白不得不考虑的大问题。于是，他只得跟一位刘姓女子匆匆开始了“同居”的日子，这不过是想让她尽到照料小孩的职责，因为李白是没有可能在家里“陪老婆”的！
不料这小女子，看大诗人李白完全不那么回事儿，人财俱无，兴味索然，便赶紧抽身走人。无奈之下，李白又求得朋友介绍：当地一妇人，算勉勉强强地愿意来凑合着过（也是没有履行婚姻大礼的同居形式）。那么李白自己呢，虽然对这妇人的小心眼非常厌恶，但也只好就这么地了。至于魏颢讲道这位妇人生下一儿子，并取名“颇黎”之事。但是李白以及其他人从未提起过；甚至于后来，李白的大儿子及其孙女也无提及此人。多数学者认为这是误记，不知所云。
就在李白长期奔走无成，深受困顿落寞煎熬的时刻，他终于时来运转，接到了唐明皇的诏书，命他进京朝觐。李白临行之前，作有《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反映出了他当时的心情和感慨，大有欢欣之余而又对家庭问题的不满意。诗言：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在这首诗里，透露出两项涉及到家庭的事情：一是他的两个孩子尚小（此指女儿平阳和儿子伯禽），见到久别的父亲后高兴不已，欢喜地拉着他的衣衫寸步不离；二是对轻视于他的家中妇人很不满意，并用了汉代名士朱买臣的典故予以斥责。朱买臣家境贫寒，仅靠以伐薪卖柴为生。但他自幼酷爱读书，经常一路肩挑木柴，一边口中背诵着书文。他的妻子也担着柴一路跟随，久而久之便厌烦起来，一再劝止朱买臣不要诵文于道中了。买臣非但不听，反而越发起劲地诵声更高，弄得朱妻感到太丢颜面，立时就要分手离去。买臣笑着说：“我会在五十岁时贵而且富，现在也有四十多了。你跟着我再多苦几年，到我富贵之时，必定回报你的功劳。”朱妻听后更加愤怒道：“像你这般，到时候只能饿死在山沟里，怎会有富贵的那天呢？”买臣未能挽留住妻子，只能任她离去。后果然买臣做了会稽太守，上任之时来到吴地界，看见前妻同她现在的丈夫一块，正低头恭迎于道边。买臣便叫停车，让部属把他俩弄上后车，一同来到太守府中，并为之安排好食宿。一月后，这位妇人在羞悔万分中抑郁地死去了。
李白用此典故，当出自两方面寓意。一是，因为自己常年漂泊在外，又无所建树，这样没能得到同居妇人的理解和尊重，还嫌弃他无能；先是刘氏鄙弃离去，后是“鲁地一妇人”也多有白眼非言，均属买臣之妻一类的世俗小人，给自己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痛苦，故用典嘲讽之。二是，两个小孩因前妻所生，故未能得到同居妇人很好的照顾，使自己心感不安，便用典告诫“鲁地妇人”：你可要尽心照看好他们，等我做了京官，不会亏待你的！
从李白奉诏进京，到后来被迫“赐金还山”，再开始以开封为中心地（十载客梁园）的长年漫游的日子里，他仍将两个孩子寄居于山东的兖州原地。在这段漫长岁月里，他曾经回返过兖州，同孩子们共度过一段“美好时光”，还曾在客居地款待过挚友杜甫。但不久他返回开封后，就同定居于此地的，已故唐代宰相宗楚客的孙女举行了婚礼，做了宗家的招赘之婿。宗楚客是武则天堂姐的儿子，曾在十年之内几经起落、三度为相；并纯属是贪赃枉法、祸国殃民之徒。他最后一次窃取宰相，是因无耻逢迎韦后及武三思而得来的。在后来唐玄宗起兵诛灭韦后阴谋集团的战斗中，也将宗楚客一并处死。
虽然无论宗楚客的身前死后，在朝野舆论里均是声名狼藉的，但离奇的是李白并不计较这些东西，他仍然自认能有“相门之女”做妻子，就深引为荣了！不管这家的名声如何，也不在意做了上门女婿会遭到别人鄙视。这样不较配偶家风是否有清望，而志在联姻于高门的择偶作风，实为唐代其他汉人文士中所仅见。
既然李白重新组织了“家庭”，又在诗里所表现同宗夫人感情也不坏，就应当赶紧把孩子们接来身边，让他们享受家庭的温暖，得到学习与成长的正常环境。然而，这足使孩子们欢欣雀跃的日子，竟然一天都没有到来，只能属于他们不能成真的美梦！对于这一点，李白深感负疚，也并对偏居乡野的儿女们牵肠而挂肚。这样的情绪，时有出现在他的诗歌里。在友人杨燕与他作别，而要去东鲁之地时，这极大地触动了他的相思之情，并在赠送友人的诗里写道：
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
后来李白还单独写诗给这姐弟俩，托人带去东鲁，以寄托自己的无尽怀想。这首题为《寄东鲁二稚子》的诗道：
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
春事已不及，江行复茫然。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
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
桃今于楼齐，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
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
双行桃树下，抚背谁复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犹煎。
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
在以上这首诗里，李白披露了一些他家中的情况。一是有了少许的农田，还有一处酒楼；二是长女平阳当有十三、四岁了，小儿子伯禽也长得跟姐姐差不多高了。李白同这姐弟俩以分别了三年，那种相互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娇女思亲的泪水，滴落在李白的想象中（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由于很少同子女住在一起，难以给予他们应有的父爱和关怀，无比愧疚又如何偿还？这样的心情与日俱增地交织在一块，的确令李白痛心而疾首（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
李白住在宗府，属于赘婿身份。宗家的那些深受内地传统观念熏染的七姑八姨们，想也不会对他有太多的尊重；而宗夫人呢，也不回接受他前妻的两个孩子，哪些是表面上愿意来哺养他俩。这事儿李白有没有主动提出过呢？现已无案可查，看来是他感受到了某些始料未及的家庭内的压力，不方便主动讲。或者他提了出来，却得不到积极的回应，只得怅然作罢。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李白与宗夫人新婚不多久，他就匆忙远遁，浪迹天涯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而从表象看，李白跟宗夫人之间，感情上还是挺和谐的。在李白长年累月浪游于外时，给妻子写下了不少的相思之诗；又并以妻子的口吻，数次写下思念于他的诗作（代内赠诗），想象着爱妻时而倚门待归。这就巧了！为何李白又偏要游滞于外，偏不归家呢？从他俩之间的“往来赠诗”中，有没有透露出某些个中原因呢？也许细找一下，还是有所发现的。在李白《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诗里，有此几句：
岂不恋华屋？终然谢朱帘。我不及此鸟，远行岁已淹。
寄书道中叹，泪下不能缄！
这里李白以燕自喻，说自己并非不爱恋华丽的屋宇，如燕子般与妻子时时相拥在爱巢里，但迫于“宗府”的俗习势力，只得长年漂泊不归，我还不如一只年年春归的燕子。因为，容不下自己雏燕的巢穴，是不能感受于完整家庭温暖的！在李白《自代内赠》诗中，也隐约地说了几句：
鸣凤始相得，雄惊雌各飞。游云落何山？一往不见归。
这里李白以妻子的口吻叙说，他们刚刚鸾凤和鸣，就“雄‘别’雌飞了”；那只雄凤如游云一般，一去再不见归来。是什么难言之事，使得李白孤飞远走呢？只能是因为宗府内壁垒森严，难以牵就李白之人，更难容留下他的两个孩子！此间李白的心思，是在想寻找一个相对合适的落脚地。这样便有了“话语权”，再把他一家人聚合在一起，免除三地相思牵挂之苦。但残酷的现实，阻止了他这一愿望的实现。自李白离开长安后，社会上对他的非议相当之多，主要是嘲笑他无论仕途还是生活上，都已失败而归结，这使得李白的进取空间大受挤压。艰难求索途中，李白不得不以一个“正宗道士”的身影，闪现于世人面前。有位非常同情他的好友，就传神地描述他驾车访道中，是“仙药满囊，道书盈箧”。
唐天宝十一年（755年），李白已到了五十五岁。这年安禄山起兵反唐，攻势甚猛，仅在八个月内，就攻进了西部重地潼关，唐玄宗便仓皇之间逃往成都。此时，李白也上了庐山避难。不久宗夫人为躲避战火，也跑到庐山找着了丈夫，两人终于因战乱缘由而重新团聚了。远在东鲁的子女们，让李白担心起来，魂牵梦绕。恰逢门徒武谔从西部来访，并十分仗义，表示愿意率众去把孩子们接到庐山。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阻碍，这一计划并未实现。
此时宗夫人迷恋上了“道仙之术”，并拜师于奸相李林甫之女李腾空的门下，李白也并赠诗溢美了这两位相门之女。当过后“天真”的李白，下山随从永王李璘起兵勤王，转而妄图另立中央的阴谋挫败后，他受此牵连，遭禁在了浔阳（今九江）大狱里。宗夫人曾经为营救李白出狱，而不避风险地东告西求；当他远放夜郎时，宗夫人还同其弟专程前来送别，表现出了对于李白的真挚情谊。
当李白赴夜郎途中遇赦，返回内地后，就不见他再提及到宗夫人了。可能她已经远离人世；或许是她已远避红尘，正行走在深山老林里的求道访仙之途中。李白最后生命的归宿之地，是在安徽的当涂。从史料上得知，陪伴他的亲人，除了族叔李阳冰之外，还有儿子伯禽的一家。他的女儿平阳，此时可能已经故去（既嫁而卒）。
在李白逝世五十多年后，他的朋友之子范传正出任了宣歙观察使（李白故居地归其管辖），便也开始了寻访李白后代的工作。经过三四年间的明查暗访，终于打听到了李白的两位孙女尚在本地。她们均是李白之子伯禽的女儿，成年后恰逢父亲病故，后因为女子身份，按当时政策是分不到官田的，故沦为庶民；现都在乡村成了家，嫁给了两个老实巴交的佃农，更沦为编户外的“草野之民”。
范传正得知李白后人的境况如此凄凉，便即刻派人把她们送来府中了解详情。这两位李白孙女来到后，诉出了一肚子的苦水，让范传正简要地记录在案：“我们的父亲伯禽病逝于贞元八年，死前无有官府身份。我们有一位兄长，但外出了十几年，一直杳无音信。我们父亲在世时只是士人（比平民高一等级）身份，当他死后我们就变成了平民；虽说有一兄长在，但未能给予任何庇护，我们又变为普天下的穷苦人。我们并非不懂得纺织，但没有桑园来养蚕；并非不晓得种田自给，但没有田地让我们耕作。我们姐妹嫁人从夫，只是为活命而已。这样的凄凉惨景，我们不愿意禀告县老爷，就怕辱没了爷爷李白的声名。于今被当地官家‘押送’来府，只得忍辱负重地坦诚禀报。”
听罢此言，范大人也不禁伤心落泪，悲悯之情由然而生。于是他决定利用手中的权力，要让这两位李氏改嫁，“跳槽”到有较高身份的士族家门去，这样就可改变她的悲惨命运。但李白孙女的回答，却使得范传正不敢夺其心志：“既然已在无奈之时做了草民，今若仰仗权势，迫嫁强婚，求助于高门之下；这虽然活得是滋润多了，但到死之后，咱们就没有脸面去见李白爷爷了！”
由于经历奇特，多种文化在李白心灵撞击融会，培育出了这样一位举世无与类比的奇人。他矫矫不群的身姿，让众人惊呼为“谪仙”；他与众不同的诗歌，就成了“天仙之词”。那么，他的纵任侠、喜浪游、好高门、做赘婿等行事作风，就使今人不难理解了。李白倚仗“谪仙”的才气，心怀策士古风，为要挺身庙堂之上，伸展其指点江山的宏愿，并为此耗尽了他毕生的大部精力。由于文化涵养不同，而引导出思想观念、伦理诉求上的巨大差异，既是致成李白功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样如此，也是致成他子孙后代无所学成，贫困潦倒的重要因素。
对于两次入赘相门所产生的家庭问题的复杂性及严重后果，应当是奇人李白所没有预料到的。从第一位夫人许氏去世，李白及子女难在妻家容身而移居山东，到李白入赘宗府，又不能将子女接来住在一起；这种结果让自己孩子们独居于外，得不到至亲的照料，又享受不了良好的教育，以致子孙均无法走上科举入仕之途，遗弃的两位孙女也无人照料，最后不得已沦为了草野农妇。这样的一种悲剧性结局，从表面上看，有许、宗两氏府内仍有歧视赘婿现象而致；实质问题上，这是由于两种不同文化发生的矛盾引出冲突，体现在李白家庭之上了。
我为李白而叹，更为他所造成的子女的悲剧而撼！不过最后，我仍然要借引一位智者的名言对李白说：你是残缺的战士，不是完美的苍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