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力说了一番隔的理论，大大地受了听者的欢迎，笑声，掌声，轰隆地不绝。
我最后是如那位魁梧的司会者之称邓演达为“革命伟人”一样，我称司会者为“传教伟人”。我说他以中国人而又信奉基督教，那是双料的基督教徒，怕比基督还要基督。不过，我可惜他是局在了汉口，犹如基督是钉在十字架上，不能施展他的天才。他应该是往伦敦、巴黎、纽约、东京那些地方去，让那些地方的“骆驼”充分地缩小起来，可以“穿过针眼”。
说得大家又哄堂大笑，我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把讲演作结。
“传教伟人”委实是一位魁梧的“传教伟人”。他乘着我把话讲完了便又向着听众赓续致词。
他这次特别恭维起我来，说我是一位“空前绝后的”又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雄辩家。然而我之所以善于雄辩，是因为我是“中山信徒”，而中山又是基督信徒，所以要“请大家信仰基督，才能有这样的雄辩”。
这次倒把李鹤龄恼杀了。我的演说是客气的隔，鹤龄于是便也开始演说起来，他是率性不客气的不隔。
他说，中山的信教是他早年的事体，他一生教人革命，却不曾教人信教。宗教是怎样的东西，是怎样害了中国，是怎样和革命不能两立，而一些吃基督教饭的骗子是怎样胡说八道，东拉西扯，当场便是证据。他以他那从巴黎练习回来的广长舌，滔滔地卷了一个钟头，说得那位司会的“伟人”实在有点难乎为情。
接着鹤龄又叫听众起立，唱《国民革命歌》。
那简单的《国民革命歌》自从北伐军入了武汉以后，早就是传遍了的。鹤龄一提头，几乎满场的人都合唱了起来，连那位弹风琴的教会出身的女音乐家也把那简单的乐谱伴奏了起来。
接着是高呼口号，鹤龄喊一声，听众也跟着喊一声。他喊出“反对文化侵略的宗教政策！”的时候，右手最前两排的教会女生们似乎响应得特别高，她们就好象一向受人欺负，今晚才得到机会要图报复的一样。
口号一喊完，在无数的万岁声中热狂了的群众象溃了堤的海潮一样向会场外涌去。
“伟人”这才张皇起来了，带着哀怨的声音高叫着：“请大家别忙走，我们还要做祈祷，还要唱赞美歌啦！”
群众中只听有人在叫着：“要什么祈祷！要什么赞美歌！不唱了！不唱了！”
真的，想挽回那既倒的狂澜，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够。
1936年6月4日夜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