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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娃现在好好念书，等以后当了城里人就不下这笨苦了！”这是做了一辈子乡下老农的老祖母生前常训导我的话。起先这句话就像是一句法力无边的咒语，顷刻就能将牵着牛缰绳嘟囔喊苦的我唤醒过来。然而，时间久了，这句话渐渐被老祖母咀嚼得很无味，我自顾在农田里撒着懒，任凭她一声长一声短地骂着子孙们的不成气。 我所长大的农村，是一方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已不复存在的老村，老的几乎叫不上确切的称谓来。在我幼年时，村上有几户富贵人家，虽称不上是鼎食之家，名门望族，却因为这几户人家中有几位很出众的子弟，这些子弟大都在大城市里安了家置了业。仗着子孙们的荣光，这些人家在村里的名望地位自是不言自明的，以至于当这些人家中某一位上了些年纪的老太爷咳嗽几声，都能成为村里那些庄稼汉们地头歇息时的话料谈资。这其中，还有一些不甘穷根命苦的年长者，时常以这些家族中某一位成功者的励志故事来劝勉自家学不思进的子女。 除此之外，逢年过节之时，当属村上这几户人家里外最为热闹。那些家业在外，名声远播乡里的出门人，领着妻儿家小在村人们欣羡的眼神中，挺胸腆肚却又略带矜持地回来老家。更有的能行人还驾着车，那些年汽车在村里还是稀罕物，车子刚进村口，就被一群乡亲给围到中央。驾车的人有时耐不住性子，使劲摁着车喇叭，聒噪的鸣笛声反复提醒着围观的粗人们注意身份，回避让道。
我至今记得当年不谙事的自己，也曾挤到那些如今想来俗不可耐的人群中，踮起脚尖瞅着这些风光无限的城里人，试图验证一番是否这些在人们的谈论中几乎神话了的人物，真生了三头六臂，火眼金睛？ “看人家这出门人，一点不像咱农村人那么抠。”一位涎水耷拉着的大伯边剥着糖纸边啧着嘴奉承着对方的阔绰。我打小就是个嘴笨的毛糙孩子，怎么也学不会一些诸如“得了别人好处得卖乖”这些简单的礼数，因此当那块糖被舌头舔完之后，我很快就忘了施舍给我糖的主人。 若干年后，依靠读书的唯一门路，我也终于走在了城市生活的轨道上。可是城市里湿漉漉的水泥路面浸湿了我曾是农村人的黑布鞋，我心疼不已，不得不换上城里人的专门行头，才不至于因为遇上突来的风雨而措手不及。我费劲气力，跻身在城市的屋檐下，看着自己因为奔波，身上皱痕满满的衬衫西裤，我越发觉得蹩脚和扭曲。 黄土高原上我那无比亲切的，低矮不平的土窑洞没有了，代之以让人仰起脖子也望不见顶的楼宇大厦。谁曾想，这一幢幢横眉冷目面无表情的钢筋混凝土竟成了无数人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我突然记得当年村上曾有两位血气方刚的后生，为了争辩西安城里最高楼的层数而几乎大打出手。 曾经在我脑海中构思过无数次的城市，竟在一瞬间面目全非。密不透风的水泥砖瓦隔断了人们之间的真善美，一个叫做“名利”的东西几乎斩断了这其中人们的所有情感，人们不知疲倦的为之奔波着、追逐着，像一头着了魔的野狼。繁华错落的城市，除了熙攘人群中日夜相继的这句齐声的呐喊，我几乎听不到这个地方关于生命的任何声响。 然而，现实并不因某些人的顿悟而觉醒。我开始庆幸，自己并没有因为消化了那颗来自城市里的糖而忘乎所以。 我那可亲的老村里，那些念书不济的小伙们，也因为那颗糖的诱惑和驱使，三三两两地踏上了城市的热土，逐渐抛弃了他们祖辈曾赖以生存的黄土疙瘩。先人们苦心经营的几十亩田地撂了荒，老家腰杆佝偻的老父亲已没有力气也再不用扛着锄头在黄土里刨挖了，他终于吃上了梦寐以求的“商品粮”，几代人死不瞑目的念想终于看见了曙光。 在老家某个青烟散尽的午后，一位老者蹲坐在家门口磕着烟斗，老家门口外围的土墙上荒草摇曳，似乎正替老人倾诉着委屈。老人身后是一间他为儿子盖的楼板房，瓷砖发亮，粉刷精致，唯独那把生了锈的铁锁格外刺眼。这间新房耗费了老人半生的积蓄，可他不曾知晓，这新房的主人却甘心蜗居在某地城中村里一间狭小的民房里，一去不返。 大量的乡下人扛着毕生的家当，络绎不绝地涌向了城市，像来势凶猛的洪水猛兽。而那座城则像是一张色彩斑斓深不见底的巨网，外边的人上瘾般的想进去，进去的人却很少能走出来。而这其中又有多少人，不过只为了那皮囊上的蜕变。 菜市场里一位阔太太因为几毛钱的得失和售菜员吵得不可开交；闹市区几位年轻的女子躲着清洁工正忙着四处贴野广告；十字路口两个私家车主因为一点小摩擦占用了整条城市干道；麻将桌上一对夫妇吆三喝四却忘了老家炕头上气息奄奄的老娘；建筑工地上十几位农民工屈膝下跪正在讨要工钱，而一处人才市场上，一大群的待业者正等着老板们的光顾垂青…… 这就是我们的城市，一处爱恨交织的地方，一处为了生存众相百生的地方，一处残忍吞噬了太多人梦想的地方。而我们这些乡下人，却为了叩开城市的大门，在一条迷失的路上蹒跚学步，渐行渐远。“我娃现在好好念书，等以后当了城里人就不下这笨苦了！”说这话的老祖母命途多舛，临死也没能跟着子孙们去城市享福。这句话至今仍时常在我的意念中回响，遥远得如同睡梦中一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