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参加梁鸿老师新书《出梁庄记》的讨论会。中国、河南、梁庄，它是梁鸿老师的故乡，村庄里的人外出打工，足迹从内蒙古到深圳，布满了大半个中国。
讨论会上，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听众提问，一个青年男子说：“你们只一味强调农民工的可怜，去农村生活过就知道，农民的素质真的很低。”
这话当然政治不正确，不正确到了其他听众起身反驳的地步：“你去过农村么？”
男子说：“当然去过，农村的人都乱扔垃圾、随地吐痰……”
我忍不住想，这个男子只是在公开场合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心里话吧。同情弱势群体、关注留守儿童、送温暖心连心是一回事，和农民生活在同一个生活环境里又是另外一回事。
农民是被塑造出来的。过年时陪父母看电视，发现热播的“现代家庭伦理剧”，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和城市出身的年轻人结婚，农村里的父母来城里探亲，期间发生的所谓“让人啼笑皆非的一连串笑料”。农民在电视里不讲卫生、强迫女婿买房子、强迫媳妇生孩子，他们是“笑料”的来源，说白了，就是愚昧、蛮不讲理的代名词。
近几年，似乎也少提“知识改变命运”了，改变了之后，又能怎样呢？仍然是被嘲讽的“凤凰男”和“凤凰女”。
不知道是不是从知青文学开始，农民和农村，作为“文明”的对照被书写。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成为知识青年珍贵的共同记忆，成为苦难的勋章。曾经看过一个出身农村的作家回忆，某个农民企图强*女知青，未得逞，被枪毙：而就在此前，他的邻村，一个男知青，强*了村里的女孩子，女孩子投河自杀，男知青逃回城里，此事不了了之。
这样的事情或许是巧合，这样的比较或许是无意义的。无论是知青还是农民，都是时代的牺牲品，一块乌云笼罩下来，谁也没有逃过。可硬要区分谁的苦难更高贵，更值得书写和铭记，就非常可笑了。
近些年，另一种趋势，是学术界的人士对农村生活怀有理想和浪漫的幻想，因为反感都市的物质和功利，于是把农村描述成温情脉脉的伦理社会，如同一首田园诗。
媒体把进城市的农村人类型化，学者把乡村社会理想化，这两种趋势结合，给人似乎留下一个印象：农村人如果留在农村，固守在土地上，就会是仁义礼智信的淳朴人；到了城市，则会变成给别人添乱的麻烦——那些“现代家庭伦理剧”的结尾，也常常是农村父母以离开城市，拎着大包小包回农村，尘归尘、土归土，作为一种谅解，“皆大欢喜”的妥协。
人对自身矛盾往往是惘然无知的，一方面对“阶级固化”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则希望农民能世世代代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井水不犯河水。
看梁鸿老师的《出梁庄记》，最震撼的一点，就是农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企图逃离土地的欲望、他们在城市吃了很多苦，饱受漠视、误解和屈辱，可仍然不愿回到农村。
中国有1/6既不是农民，又不是登记在册拥有城市户口的人。他们到了城市之后，往往聚集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中国的贫民窟又格外惨一些，全球贫民窟的居民多达十几亿人，每年只有亚洲与非洲的几十万居住在贫民窟的人住处遭到拆除，人被驱赶。当然，这样的拆除往往是徒劳的，一年左右就会恢复原样。
背井离乡的人往往背水一战。加拿大作家道格·桑德斯写的《落脚城市》里记，08年经济危机，09年初，几千万打工者返回乡村；半年之后，经济复苏，当初返乡的移民95%又再回到城里。循环往复的奔波，牺牲的是一整代人的平静和安稳。
金钱本身，当然不足以构成迁徙的全部动力；更重要的，是改变身份的欲望。农村人到城市里来谋生，与挺着大肚子瞒过签证官，一定要把孩子生在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是为了孩子和自己有不一样的人生，享受比自己更多的权利、更好的机会、更大的公平、更可靠的安全感。
仍然是《落脚城市》这本书中写道：19世纪初，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能够摆脱自己出生的阶级；19世纪末，已经是每两个人中有一人能够摆脱自己出生的阶级。1851-1901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中半数人的儿子所在的阶级都与父亲不同，而且向上流动的，比向下流动的高出40%，凭借的是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
这是以一种充满希望的方式创造历史，而如果遭遇另一种情况：农民离开土地，到了城市，却发现以一种贫穷转型到另一种的贫穷，而且这种贫穷是毫无出路和指望的，那么，他们会就采取另一种方式改变历史：暴力。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是由聚集在巴黎周围的乡下移民最早发起的；更近一点，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让全世界惊讶，因为它没有那些引起革命的惯常因素，而它最初的起源和宗教无关，而是大规模地农民移民城市，严苛的生活条件，却让他们意识到通往都市生活的路径只是个谎言，于是上街抗议。“生活”总归是人面对的最原始的东西，宗教也好、外国势力也好、意识形态也好，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