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居的日子(26)

??巴列·杜尔有结实的身材。他喝起酒来像一块吸水的海绵，是一只永远盛不满的桶。他打起鼾来像一窝猪。他的脸上是又红又肿。
　　“他像猪一样粗笨！”巴列·杜尔夫人——格鲁布先生的女儿——说。
??她很快就对这种生活厌烦起来，但这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处。
　　有一天餐桌已经铺好了，菜也凉了，巴列·杜尔正在猎取狐狸，而夫人也不见了。巴列·杜尔到了半夜才回来，但杜尔夫人半夜既没有回来，天明时也没有回来。她不喜欢诺列贝克，因此她既不打招呼，也不告辞，就骑着马走了。
　　天气是阴沉而潮湿的。风吹得很冷。一群惊叫的黑鸟从她头上飞过去——它们并不是像她那样无家可归的。
　　她先向南方走去，接近德国的边界。她用几个金戒指和几个宝石换了一点钱，于是她又向东走，接着她又回转到西边来。她没有一个什么目的地，她的心情非常坏，对什么人都生气，连对善良的上帝都是这样。不久她的身体也坏下来，她几乎连脚都移不动了。当她倒在草丛上，田凫从那里飞出来。这鸟儿像平时一样尖声地叫着：“你这个贼子！你这个贼子！”她从来没有偷过邻人的东西，但是她小时候曾经叫人为她取过树上和草丛里的鸟蛋和小雀子。她现在想起了这件事情。
　　她从她躺着的地方可以看到海滩上的沙丘；那儿有渔人住着。但是她却没有气力走过去，因为她已经病了。白色的大海鸥在她头上飞，并且在狂叫，像在她家里花园上空飞的白嘴鸦、乌鸦和穴乌一样。鸟儿在她上面飞得很低，后来她把它们想象成为漆黑的东西，但这时她面前也已经是一片黑夜了。
　　当她再把眼睛睁开的时候，她已经被人扶起来了。一个粗壮的男子已经把她托在怀中。她向他满脸胡子的脸上望去：他有一只眼上长了一个疤，因此他的眉毛好像是分成了两半。可怜的她——他把她抱到船上去。船长对他的这种行为结结实实地责备了一番。
??第二天船就开了，玛莉·格鲁布并没有上岸；她跟船一起走了。但是她会不会一定回来呢？会的，但是在什么时候呢，怎样回来呢？
　　牧师也可以把这件事的前后经过讲出来，而且这也不是他编造的一个故事。这整个奇怪的故事，他是从一本可靠的旧书里来的。我们可以把它取出来亲自读一下。
??丹麦的历史学家路得维格·荷尔堡③写了许多值得读的书和有趣的剧本；从这些书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时代和人民。他在他的信件中提到过玛莉·格鲁布和他在什么地方和怎样遇见她。这是值得一听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家禽格丽德，她坐在那个漂亮的鸡屋里，感到那么愉快和舒服。
??船带着玛莉·格鲁布开走了，我们讲到此地为止。
　　许多年、许多年过去了。
　　鼠疫在哥本哈根流行着，那是一七一一年的事情④。丹麦的皇后回到她德国的娘家去；国王离开这王国的首都。任何人，只要有机会，都赶快走开。甚至那些得到膳宿免费的学生，也在想办法离开这个城市。他们之中有一位——最后的一位——还住在勒根生附近的所谓波尔其专科学校里。他现在也要走了。这是清晨两点钟的事情。他背着一个背包动身——里面装的书籍和稿纸要比衣服多得多。
??城上覆着一层粘湿的雾。他所走过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许多门上都画着十字，表明屋里不是有鼠疫，就是人死光了。在那条弯弯曲曲的、比较宽阔的屠夫街上——那时从圆塔通到王宫的那条街就叫这个名字——也看不见一个人。一辆货车正在旁边经过。车夫挥着鞭子，马儿连蹦带跳地驰着。车上装着的全是尸体。这位年轻的学生把双手蒙在脸上，闻着他放在一个铜匣子里吸有强烈酒精的一块海绵。
??从街上一个酒馆里飘来一阵嘈杂的歌声和不愉快的笑声。这是通夜喝酒的那些人发出来的。他们想要忘记这种现实：鼠疫就站在他们门口，而且还想要送他们到货车上去陪伴那些尸体呢。这位学生向御河桥那个方向走去。这儿停着一两条小船，其中有一只正要起锚，打算离开这个鼠疫流行的城市。
　　“假如上帝要保留我们的生命，而我们又遇见顺风的话，我们就向法尔斯特⑤附近的格龙松得开去。”船主说，同时问这位想一同去的学生叫什么名字。
　　“路得维格·荷尔堡。”学生说。那时这个名字跟别的名字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现在它却是丹麦的一个最骄傲的名字。那时他不过是一个不知名的青年学生罢了。
　　船在王宫旁边开过去了。当它来到大海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一阵轻微的风吹起来了，帆鼓了起来，这位青年学生面对着风坐着，同时也慢慢地睡过去了，而这并不是一件太聪明的事情。
　　第三天早晨，船已经停在法尔斯特面前了。
　　“你能不能介绍这里一个什么人给我，使我可以住得经济一点？”荷尔堡问船长。
　　“我想你最好跟波尔胡斯的那个摆渡的女人住在一起，”他说。“如果你想客气一点，你可以把她称为苏伦·苏伦生·莫勒尔妈妈！不过，如果你对她太客气了，她很可能变得非常粗暴的！她的丈夫因为犯罪已经被关起来了。她亲自撑那条渡船。她的拳头可不小呢！”
　　学生提起了背包，径直向摆渡人的屋子走去。门并没有锁。他把门闩一掀，就走进一个铺有方砖地的房间里去。这里最主要的家具是一条宽包了皮的板凳，凳子上系着一只白母鸡，旁边围着一群小鸡。它们把一碗水盆踩翻了，弄得水流到一地。这里什么人也没有，隔壁房子里也没有人，只有一个躺在摇篮里的婴孩。渡船开回的时候，里面只装着一个人——是男是女还不大容易说。这人穿着一件宽大的大衣，头上还戴着一顶像兜囊的帽子。渡船靠岸了。
　　从船上下来的是一个女人；她走进这房间里来。当她直起腰来的时候，外表显得很堂皇，在她乌黑的眉毛下面长有一双骄傲的眼睛。这就是那个摆渡的女人苏伦妈妈。白嘴鸦、乌鸦和穴乌愿意为她取另外一个名字，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她。
　　她老是显出一种不快的神情，而且似乎不大喜欢讲话。不过她总算讲了足够的话语，得出一个结论：她答应在哥本哈根的情况没有好转以前，让这学生和她长期住下去，并且可以搭伙食。
　　经常有一两个正直的公民从附近村镇里来拜访这个渡口的房子。刀具制造匠佛兰得和收税人西魏尔特常常来，他们在这渡口的房子里喝一杯啤酒，同时和这学生聊聊闲天。学生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懂得他的所谓“本行”——他能读希腊文和拉丁文，同时懂得许多深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