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落笔之时，十二三岁的少女正是美国收入最丰厚的模特儿。在所有视觉媒介的广告里，她们被设计成像是非常懂事、性感无比的成年人出现在大众面前，仿佛全然陶醉在色情的环境里。在看过这类比较隐晦的色情作品之后，那些还没有完全适应美国对儿童的这种新态度的人，很可能会更渴望洛丽塔的魅力和诱人的纯真。”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的开篇这样写道。此书初版于1982年，波兹曼当年提出的证明童年与成年的界限被日益破坏的例证，今天仍然在发生，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2009年，英国作家戴安娜·阿普莱亚德在《每日邮报》网站发表文章，把这些早熟的少女称为“童妇”（child women）。
乔琪·斯万是阿普莱亚德笔下的一个个案：小姑娘每周读两份八卦周刊，花大量时间在房间里试穿她最爱的衣服和一大堆鞋子、包包，直到确信自己的打扮无懈可击，体重也没有多出来哪怕一盎司，她才会放心去照镜子。她的偶像是英国名模“波霸”乔丹，她正在攒钱准备做隆胸手术。听上去和其他女性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斯万只有10岁！而且，像斯万这样的“童妇”越来越多。一位女儿也是10岁的妈妈苦恼地说：“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还下河、爬树呢，可我女儿呢，不是在涂指甲油，就是弄她的发型，还把自己打扮成哥特女郎！”
是谁偷走了她们的童年？
童年的商业化已成为我们这个以消费为驱动轮的世界的大转动器。
尼尔·波兹曼指出，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此前，人们并不对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加以区分。印刷术的发明，使成人和儿童之间出现了分界线：成年人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的，儿童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童年的概念由此诞生。他们穿着自己的服装，阅读自己的文学，做自己的游戏，生活在自己的社交世界里，得到妥善的保护，不受成人生活的困扰。
但是，电子媒介出现，尤其是有了电视之后，信息等级制度的基础就崩溃了。孩子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消息灵通，他们知道成人所知道的一切。“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变成成人，或者至少像成人一样。用我自己的一个比喻，这意味着当儿童有机会接触从前密藏的成人信息的果实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逐出儿童这个乐园了。”
尼尔·波兹曼将童年的消逝归结于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齐格蒙特·鲍曼则认为，消费主义对此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鲍曼在文章中引用尼尔·劳森在《全能消费王》一书的观点：“童年的商业化已成为我们这个以消费为驱动轮的世界的大转动器”，我们所有人，至少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已被说服，除非我们与最新的潮流保持一致，否则我们的生活就是一种失败”。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loser最可耻，这些“小大人”在迅速成人化的同时，也接受了成人世界的价值观，连焦虑也是成人式的。戴安娜·阿普莱亚德那篇关于“童妇”的文章中，访问了英国儿童学会执行主管鲍勃·赖特迈尔，赖特迈尔表示，现在的小姑娘，总焦虑于自己“不够苗条、不够美丽”，而她们的参照对象，是成人世界中的性感偶像，也是她们眼中成功的象征。
很难想象世界上有任何一种文化反对“青春”的罪行会大于中国文化者。
中国的情形和西方有所不同。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提出，在中国人身上，同时有着“少年的老人化”和“成人的儿童化”两种导向。中国文化除了以“非性化”的方法，使一个在生理上“性”已经萌芽了的个人长期保持思想感情的稚嫩以及儿童化的体态之外（成人的儿童化），还用推崇“少年老成”的方式，使他（她）抛掉理想，与现实妥协，赶快过渡到“安身立命”的阶段（少年的老年化）。
“儿童化”和“老年化”双管齐下的结果，就是铲除了中国人的青春阶段。这个阶段不只是一个人最有冲劲的时候，也是他（她）最有吸引力的时期，“在一个必须像防贼一样防范‘个体’的文化中，它当然又是一个最为危险的不能加以渠道化的时期，因此就成为必须被抹杀的对象”。孙隆基甚至认为，很难想象世界上有任何一种文化反对“青春”的罪行会大于中国文化者，“虽然，抹杀‘青春’的效果，在每一个个人身上危害的多寡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中国人的青春阶段一般总是在十分窒息的甚至窝囊的情形下被浪费掉的”。
因为，一个人太早就为“安身立命”打算，过早地投入“安身竞赛”，对超出“身体化”存在之外的理想、梦想或狂想往往感到格格不入，于是演变为赤裸裸的现实主义——为了填补心中的焦虑和不安，总得抓住什么：房子、车子、钱。
韩寒这段话堪称残酷青春的写照：“过了少年，失去青年，踏向中年；机灵，勤奋，困苦，无望；想活得更好，活得更不好；有理想，不敢想；想创业，怕失败；盼真爱，却已婚；恨特权，又敬畏；怨体制，但想做公务员；要买房房价涨，要买车油价涨；吃饱了勇敢，饿着了懦弱；遵纪守法，但眼看着胡作非为的一个个发家；想胡作非为，上路一半摩托车又被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