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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有了痛感也要喊——评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
出版陈晓明在80年代中期，柏杨的名字在中国的传统反思潮流中不胫而走，而《丑陋的中国人》使柏杨的影响富有震撼力。在80年代上半期，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焦虑，年轻一代学人崇尚西学，重新挑起启蒙旗帜，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要追赶西方，当然要反思传统及其现实。很显然，反思的余地很小，传统文化就这样成为全部反思的落脚点。在那时，可引证的权威资料并不算多，胡适是一个苍凉的历史形象，而柏杨则要现实且生动得多，柏杨就这样成为大陆青年学子津津乐道的对象。多少年过去了，柏杨的名字似乎有点淡忘，就象80年代一样，逝去得那么平静，那么没有道理。中国的历史总是被匆忙地翻过去，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丰厚的遗产总是包裹着问题被永久寄存，而对未来的奢望必然注定了挫败的宿命。80年代不应该如此被简单地忘却，柏杨也依然有其重新阅读意义和价值。最近，苏州古吴轩出版社颇有眼力，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这其实是柏杨的这本书第一次正版进入中国大陆，80年代的盗版图书正如它的“非法阅读”一样，21世纪，我们正可“合法性地”平心静气地来阅读一下这本震撼华人世界的奇书。古语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今天，在文化多元语境中，我们更有心胸面对这本锋芒逼人的书。
柏杨自己解嘲地说，“吴刚伐树我洗缸”。谁都知道柏杨用“酱缸文化”来指称中国传统文化，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指出中国传统至今的文化存在的问题，用他的尖锐和犀利去除传统文化的余孽糟粕。这倒是应了毛泽东诗词当年的那句话“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然而，柏杨没有那么悲壮，他一直是在做着极其艰难困苦的反思工作，就是在当年的台湾岛和海外华人世界，他承受的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柏杨在60年代的写作异常活跃，成为台湾岛内最受欢迎的杂文家，他对国民学党的政治高压时常冷嘲热讽，由于被怀疑影射攻击蒋家父子，被罗织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判处12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又26天）。出狱后，柏杨并没有屈服，据他后来的回忆，他最早试图发表“丑陋的中国人”是在他出狱后不久。但他在台湾无法演讲，多次准备演讲这个題目都被取消。直到1984年他受美国爱荷华大学邀请做短期访问，他的演讲題目“丑陋的中国人”，听讲者三分之二是华人，三分之一是白人。据说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柏杨感到面对山谷一样的寂静，没有掌声，连礼节性的握手都
没有。很显然，听众没有认同柏杨的观点。但柏杨并不气馁，他依然固执己见，毫不留情，决不姑息，他的锋芒所向，总是直击要害，他把中国传统中的痼疾，把民族性格中的弱点揭露无遗。
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民族传统精神弘扬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对于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在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人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
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的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直到今天，那些事实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毫发无损，那些恶习丑行依然猖獗。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
事实上，柏杨并不是独一无二故作惊人之论，他对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性的剖析，不过承继了现代中国启蒙未竞的事业而已，鲁迅先生当年猛烈批判过国民性，他对中国人爱之弥深，恨之愈切。胡适也同样深刻批判过中国传统，这不能否定他对中国民族深切的爱。批判传统，指出中国人习性的负面问题，并不意味着就要伤害民族自尊。恰恰相反，柏杨要的是更真实的的、更健全的民族自尊。现在，到处盛行是“有了快感就喊”的读物，我们还有痛处，还有切肤之痛，有了痛处也要喊，这才是健全的文化。21世纪，中华民族要承担更艰巨的历史重任，要为人类做出更大的成就。在新世纪之初，我们重读柏杨的书，这会让我们有更加强健的心智，去除弊端，去伪存真，去劣存优，承担历史重任，开创中华民族崭新的未来。
200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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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谈中国人的尊严（1）
《丑陋的中国人》作者柏杨受访谈中国人的尊严做这个专访的起因，是因为上月国际汉学界提出了“柏杨学”的概念，这个一度深深刺伤和影响中国人的名字，又一次跳入了编辑部的视野。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多年以后，柏杨有什么不一样，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 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曾经说：“柏杨已经不可能再引起当年那样的轰动了，因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远比十几年前宽容和开放” “不当大师，要当游击队长” 《国际先驱导报》：1999年在香港召开的“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你被认为是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杂文家，你却说自己没什么理论，是个“独自作战的游击队员”，那么你认为自己的敌人是谁？作战目标是什么？另外，最近出版社出版了《柏杨全集》，台北也举行了“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会上还首次提出“柏杨学”的概念，那么现在你是如何看待社会给予的这些肯定呢？ 柏杨：(笑)我实在是太幸运，能活着看到自己全集的出版，也能活着参加有关自己的研讨会。所以在刚刚结束的那个研讨会上，我开玩笑说：“大家给我这么高的评价，那我告诉大家，明天如果你们打电话到我家，我太太将会告诉你们，柏杨已经进医院了。为什么呢——已经高兴得疯掉了，忘记自己是谁了。你们要对此负责，以后每人负责照顾我一天……” 其实，一直到今天为止，我始终没有觉得自己就成为什么“大师”了。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只是个游击队员，我只是指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病在哪里，却没能力去治病救人。 我的敌人很明确，就是“酱缸文化”，而我的目标是希望让我们的中华文化更加健康，让我们中国人受到世界的尊重，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尊严。 我一直以来的努力，就是希望唤醒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现在我的观点和作品得到重视，这也不过是说明：我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参加我的“游击队”，我就勉强算个“游击队长”吧。 《国际先驱导报》：你曾经说过自己比鲁迅要强，因为你站在他的肩膀上，那么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你觉得哪些人对你的帮助比较大，也就是说你站在哪些人的肩膀上？ 柏杨：首先声明，我说我的杂文比鲁迅写得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你们一定比我写得好，因为你们站在我的肩膀上，而你们的下一代也一定比你们写得好，也是这个原因，历史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我不喜欢里边的思想。那里边总有一个祖师爷或者是武功秘籍，现代社会里不应该有这个东西，任何事情都应该是发展的。如果我们国家4000年还不进步，还叫什么民族？ 打个比方，鲁迅当年能看5公里远，而我用望远镜后能看10公里，你们年轻人就应拿到更好的望远镜，要能够看到20公里甚至更远。社会就是如此进步和发展的。 至于我从哪些人那里获得帮助，我觉得，如同人不可能指出哪个馒头对他的成长最重要，我也无法说明谁对我的帮助最大，应该说我的成长过程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例如，鲁迅、张恨水的小说都对我影响比较大，我的太太，还有我的那么多好朋友，都一直给予我很大帮助。所以，我有今天的成绩，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因为是时代造就了我，是许多人支持着我。 《国际先驱导报》：你说喜欢看武侠小说，那你爱看哪些作家的小说？ 柏杨：我也喜欢金庸，他前一段不是去“华山论剑”了吗，我很欣赏他的做法，我的身体是不如他，否则也还想再回大陆，回我的老家去看看。 “中国人要赢得真正的尊严” 《国际先驱导报》：从《丑陋的中国人》的针砭时弊，到《中国人史纲》的冷静思考，再到《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深刻沉淀，是否有一种使命感始终支撑着你一路走来？ 柏杨：我从小就喜欢打抱不平，特别爱管闲事，尤其是容不得人欺负人，见不得人的尊严受到践踏。比如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一位父亲打他的孩子，我就上去制止，指责他不该打孩子，结果反被那个父亲打了一顿。后来再看到什么不公平的事，我就开始写文章批判那些丑恶的现象。 而看到的阴暗面多了，我就开始从我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层面去反思，希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唤起更多的人们，让他们共同来认识和反思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共同涤除那些不好的地方，发扬那些优良的传统，学习西方文化中先进的方面，建设一个更加健康、文明、值得尊重的文化。 而我最终的愿望，是中国人能拥有真正的尊严，这种尊严不是别人施舍给你的，而是通过我们对别人的尊重和包容，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获得的。 《国际先驱导报》：除了《丑陋的中国人》以外，你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从卷帙浩繁的中国史册中写成的《中国人史纲》，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在描述19世纪的中国时，你的评价是“羞辱的痛苦世纪”，在描述20世纪时，你的评价是“充满惊涛骇浪”，那么你对21世纪的中国是如何期待的呢？ 柏杨：希望这个世纪中国能真正富强起来。特别是大陆，现在形势不错，就应该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不仅物质上要极大丰富，文化上也要不断创新发展，推动人类不断前进，让中国获得世界的尊重，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知道你的祖籍是河南辉县，那你怎么看中原文化？内地出版的一本《河南人惹谁了》你知道吗？ 柏杨：我听说了，但没读过。去年香华回内地，就听到有人说“你怎么嫁了个河南人”？我很心痛啊，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什么有些人还要以省份划界而歧视别人呢？其实究其原因，一个字：穷。穷就得不到尊重，甚至得不到怜悯，因为穷就没机会读书，不读书就愚笨就更穷，这是恶性循环。 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要不断发展，不光是河南，全中国人都要努力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用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别人的尊重。这种尊重不是靠别人施舍的。 “宋美龄要从中国文化里去找原因” 《国际先驱导报》：你一直在积极反对“酱缸文化”，那么你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柏杨：蒋介石在台湾推动“复兴中华文化”时，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有病。 有一个例子是关于刚刚去世的宋美龄。其实我一直认为她为国家和人民还是做了很多事的，但前两天我看一部有关她的纪录片，上面讲了一段她的故事，结果让我十分难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宋美龄在美国的时候，有美国友人问她：“如果中国发生群众游行示威，你们会怎么处理？”结果她作了一个杀头的姿势，意思是坚决镇压。这样一个受过民主教育的中国人，居然在骨子里还是这么封建和专制，不尊重群众，我认为这只能从中国文化中去找原因。 而拿大陆来说，“反右”之后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结果是严重摧残了人性和高贵品德。许多人开始变得虚伪狡猾，没有诚信，没有骨气，让人瞧不起。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是有许多好的东西，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食嗟来之食”等，都体现了人的尊严以及对人的尊重。但这些思想只是某些智者的思想闪光点，被记录在书本上，然后被放到书架上，并没有深入民心，没有形成一种行为和道德规范，更没有形成一种文化。 至于“勤劳”、“一诺千金”等为广大群众普遍接受的美德，实际上也在遭到严重破坏后丧失了，需要努力去重建。 《国际先驱导报》：您目前的工作状况如何，听说您和太太一直在推广一种由您首创的结婚证书，里面有八项婚姻盟誓，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柏杨：我现在比较固定的工作就是给香港的《明报》写写专栏文章，此外暂时还没有什么大的计划。 至于结婚证书和八项盟誓，实际上也是我所坚持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以及“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一种具体体现。 我的观点是：我们要做一个有尊严、也尊重别人尊严，有诚信能力、也是有包容别人能力的人。而这首先可以从家庭和婚姻去努力。我推广的八项盟誓主要包括：夫妻也应该做朋友；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决不使用暴力；不论收入高低，夫妻在经济地位上完全平等；父母不应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希望或炫耀的工具；夫妻要把对方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我这两年经常给一些新婚夫妇证婚，他们也会在婚礼上承诺信守这些盟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