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家离我就读的中学不远，上学走路大约需十分钟，每天清晨我都要在途中的一家小吃店买早点。
那年我十三岁，念初中一年级。正是“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因此，一入学便开始拉土、扣坯、挖防空洞。虽说也有语文、数学等等的课程开着，但那似乎成了次要的，考试是开卷的，造成了一种学和不学两可的氛围。只有新增设的一门叫做“农业”的课，显出了它的重要性。每逢上课，老师都要再三强调，这课是为着我们的将来而设的。于是当我连“安培”“伏特”尚不知为何物时，就了解了氮磷钾、人粪尿、柴煤肥以及花期、授粉、山药炕什么的。这些来自书本的乡村知识并不能激发我真正的兴趣，或者说我也不甘做一名真正的农民吧。我正在发育的身体，乐观地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我的脑子则空空荡荡，如果我的将来不是农民，那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
每日清晨，我就带着空荡荡的脑子走在上学的路上，走到那家小吃店门前。我要在这里吃馃子和喝豆浆，馃子就是人们所说的油条。这个时间的小吃店永远是热闹的，一口大锅被支在门前，滚沸的卫生油将不断下锅的面团炸得“嗞嗞”叫着，空气里依稀有棉籽的香气。这卫生油是棉籽油经过再加工而成的，虽然因它剔除不尽的杂质，炒菜时仍要冒出青烟，但当年，在这个每人每月只有一百五十克食用油供应的城市，能吃到卫生油炸出的馃子已是让人欢天喜地的事了。我排在等待馃子的队伍里，看炸馃子的师傅麻利、娴熟的操作。
站在锅前负责炸的是位年轻姑娘，她手持一双长的竹筷，不失时机地翻动着馃子，将够了火候的成品夹入锅旁那用来控油的钢丝笸箩。因为油是珍贵的，控油这一关就显得格外重要。她用不着看顾客，只低垂着头做着属于自己业务范围的事——翻动、捞起，但她的操作是愉快的，身形也因为这愉快的劳作而显得十分灵巧。当她偶尔因擦汗把头抬起来时，我发现她长得非常好看，她那新鲜的肤色，那从白帽子下掉出来的栗色头发，那纯净、专注的目光，她的一切……在我当时的年岁，无法用语言去形容一个成年女人的美，但她的美却真实地震动着我，使我对自己充满自卑，又充满希冀。
关于美女，那时我知道得太少，即使见过几张可怜的图片，也觉得那些图片分外遥远、缥缈。邻居的孩子曾经藏有一本抄家被遗漏的《爱美莉亚》连环画，莎士比亚这个关于美女的悲剧故事吸引过我，可我并不觉得那个爱美莉亚美丽。再就是家中剩余的几张旧唱片了，那唱片封套上精美的画面也曾令我赞叹不已：《天鹅湖》中奥薇丽塔飘逸的舞姿，《索尔维格之歌》上袁运甫先生设计的那韵致十足、装饰性极强的少女头像……她们都美，却可望而不可即。唯有这炸馃子的姑娘，是活生生的可以感觉和捕捉的美丽。她使我空荡的头脑骤然满当起来，使我发现我原本也是个女性，使我决意要向着她那样子美好地成长。
以后的早晨，我站在队伍里开始了我细致入微的观察，观察她那两条辫子的梳法，她站立的姿态，她擦汗的手势，脚上的凉鞋，头上的白布帽。当我学着她的样子，将两条辫子紧紧并在脑后时，便觉得这已大大缩短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在寒冷的冬季我戴上围巾，又故意拉下几缕头发散出来时，我的内心立刻充满愉快。日子在我对她的模仿中生出了情趣。我的脑子不再空荡，盯着黑板上的氮磷钾，我觉出一个新的自己正在我身上诞生。
后来我们搬了家，再后来我真的去了有着柴煤肥和山药炕的那个广阔天地。我不能再光顾那家小吃店了。
当我在乡间路上，在农民的院子里遇见陌生的新媳妇时，总是下意识地将她们同那位炸馃子的姑娘相比，我坚信她们都比不上她。直到几年后我返回城市，又偶尔路过那家小吃店时，发现那姑娘还在。铁锅仍旧沸腾着，她仍旧手持细长的竹筷在锅里拨弄。她的栗色头发已经剪短，短发在已染上油斑的白帽子边沿纷飞。她还是用我熟悉的那姿势擦汗。她抬起头来，脸色使人分不清是自然的红润，还是被炉火烤得通红。她没了昔日的愉快，那已然发胖的身形也失却了从前的灵巧。她满不在乎地扫视着排队的顾客，嘴里满不在乎地嚼着什么。这咀嚼使她的操作显得缺乏专注和必要的可靠，就仿佛笸箩里的馃子其实都被她嚼过。我站在锅前，以一个成年的我审视那更加成年的她，初次怀疑起我少年时代的审美标准，因为，站在我面前的实在只是一名普通妇女。此刻她正从锅里抽出筷子指着我说：“哎，买馃子后头排队去！”她的声音略显沙哑，眼光疲惫而又烦躁，好像许多年来她从未有过愉快，只一味地领受着这油烟和油锅的煎熬。
我匆匆地向她指给我的“后头”走去，似乎要丢下一件从未告知他人的往事，还似乎害怕被人识破：当年的我，专心崇拜的就是这样一位妇女。
又是一些年过去，生活使我见过许多好看的女性，中国的、外国的、年老的、年轻的……那炸馃子的师傅无法与她们相比，偶尔想起她来，仿佛只为证实我的少年是多么幼稚。又是一些年过去，一个不再幼稚的我又一次光顾那家小吃店了。记得那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乘坐的一辆面包车在那家小吃店前抛锚。此时，门口只有一只安静的油锅，于是我走进店内。我看见她独自在柜台里坐着，头上仍旧戴着那白帽，帽子已被油烟沤成了灰色。她的目光涣散，不时打着大而乏的哈欠，脸上没有热情，却也没有不安和烦躁，就像早已将自己的全部无所他求地交给了这店、这柜台。柜台里是打蔫儿的凉拌黄瓜。我算着，无论如何她不过四十来岁。
下午的太阳使店内充满金黄的光亮，也使那几张铺着干硬塑料布的餐桌显得温暖、柔和。我莫名地生出一种愿望，非常想告诉这个坐在柜台里打着哈欠的女人，在许多年前我对她的崇拜。
“小时候我常在这儿买馃子。”我说。
“现在没有。”她漠然地告诉我。
“那时候您天天站在锅前。”我说。
“你要买什么？现在只有豆包。”她打断我。
“您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穿着白凉鞋，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