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一生一世

　　家是生命的光，
　　是所有。
　　“啊，我就是。请问你是……”
　　我把牌子举得高高的，热切地在下火车的人潮中张望着，响应我的是一位中年妇女：枯瘦，衣着暗淡，脸色苍黄，憔悴疲惫如一张旧报纸。我看着她，有点不能相信她真的就是父母旧相册中最美丽的那个女子吗？那是二十四年前，她二十岁。
　　若不是因为美丽，她不会成为市电子局长的儿媳，工厂的女伴们羡慕她的福气，她却牢记着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的母亲说的话：“不管是嫁到谁的家里，最要紧的是要做一个好老婆、好媳妇、好妈妈。”
　　丈夫被推荐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她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却没有对丈夫抱怨一句。照旧地侍奉公婆，承担起大家庭里几乎全部的家务；接近临盆，却还要挺着肚子上夜班；当锅炒菜之际，常常被油烟熏得作呕，强烈的妊娠反应使她吃不下东西。母亲心疼她，有时送些食物来，她却总是拿给全家人分享——她不能让妯娌说她吃小灶。公公曾提出要帮她从工厂调到市局，她想想自己初中生的学历，在机关里能干什么呢？她没有答应。
　　她的命运也曾有过其他的可能性。那是一九七六年，都说是最后一年大学推荐入学。丈夫已经完成学业，她所生的一儿一女由婆婆带着，负担没那么重了，她动了心，跟丈夫提起——依公公当时的权势和地位，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没想到丈夫一盆冷水泼过来，“你拉倒吧。你要读了大学，别说我们这个家，只怕全中国都盛不下你了。”对于大学的渴望，是她一生的梦想，仿佛小小的火焰，然而还没有成形便灰飞烟灭，她从此死心踏地做着贤惠主妇。
　　那个女孩是几时介入到她和丈夫之间的，她一点都不知道。虽然谣言早已沸沸扬扬，她却始终不肯相信，直到丈夫提出了离婚，她才恍然想起丈夫那些不归宿的夜；她偶然问他些问题，丈夫总是冷冷地说“反正你也不懂”的不耐烦；从多久多久以前，丈夫就已经不拿工资回家了？而这一切，都在惯常的过日子里被她忽略了。那年，女儿只有十五岁，儿子还不到十三。
　　丈夫的理由是：没有共同语言。例证就是：他是大学生，而她只读过初中。她使劲地看着丈夫的脸：他这么容易就忘了吗？难道不是他只用一句简简单单的话，就毁掉了她的大学梦吗？
　　已经离休的公公动了怒，“我看你敢！”
　　丈夫不再提出离婚，可是，也不回家了。
　　八年后，她仍然不恨那个女孩。她向我们解释：“我丈夫喜欢音乐，那女孩呢，原来是他们单位的文娱尖子，拉得一手好手风琴，他们有共同语言。再说我吧，每天忙孩子忙家务，有时他想和我说个话什么的，我都没时间——这种事情，肯定是大家都有错。”
　　她不说丈夫不回家的那些日子里她的艰难。在两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她是怎样地承担起所有的重担？风吹草动的晚上，她有没有怕得不能入眠？冬天将至，有没有人帮她把那数百上千斤的大白菜拖回来，搬运上楼，再储存好？她不说，她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
　　离婚的事，她想都没想过。孩子怎么办？老人又怎么办？娘家的脸面又怎么办？她曾经去找过那个女孩所在学校的领导，可是见了面，又改了口，随便地扯了几句闲话就走了。女孩伤害了她，她却不忍伤害那个女孩：人家到底还是个没结过婚的闺女，如果让领导知道，以后还嫁谁去？这可是女人一生一世的事。
　　只是，她的一生一世呢？她没想那么多。
　　都说公公的癌症是丈夫气出来的，工厂里那些小姐妹说：“活该，谁叫他生出这种儿子来。你也别管他，他当年那么大的官，帮过你什么忙？要不然，你能现在还在工厂里？叫他去受罪。”她赶紧制止她们。
　　丈夫可以不尽丈夫的责任，她却不能不尽儿媳的义务。整夜整夜的陪床，送汤送水，帮长期卧床的公公翻身，把屎把尿，忍受病痛中公公的坏脾气，而女儿，也就在那一年高考。那样的日子该比石磨还要沉重吧，她因此一天天地，瘦成了脱尽米粒后的糠壳。
　　公公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看到自己晚年所写的*能出版，算给这一辈子的革命工作画个完满的句号。家人去找了电子局现任的领导，他们面露难色，理由是现在电子局下属各企业效益都不算很好，何况她公公只是副处级……家人四处打听了一下，自费出书要两万多。家庭会议上，是她的一句话惊破了沉寂：“我还有些积蓄。”大家商议，儿女一家出三千，考虑到她有两个小孩念书，就只要她出两千。
　　为少出的一千块，她永远觉得对不起公公和夫家的兄弟姐妹。她主动地跑出版社，联络印刷厂，校对，为了抢时间，对跟出书有关的每一个人陪笑脸，说好话。当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送到公公面前时，公公已是弥留状态，他枯瘦的手紧紧地拉着她的手，喃喃道：“好孩子，好孩子。”只是这么一句话，她狠狠地哭倒在公公床前。
　　公公去世没多久，丈夫就回了头，因为那个女孩已经远嫁海外。想起来她不是不恨的：当初他离开家，对她、对孩子没有一点顾念，何等薄情负义；那女孩抛弃了他，他便理直气壮地回来，自始至终，甚至没有对她说过一句“对不起。”
　　伤痕累累，裂隙处处，却还必须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那时，儿女都已在大学就读，家里就只剩他们两人。寂寞的长夜里，一个在沙发上，另一个就远远地在餐桌旁，都对着电视机，彼此不交一言，屋里冷冷地，流动着彼此的疏离。
　　“那个……还有吗？”我忍不住问。她顿时满脸绯红。
　　开始是没有的。后来有一次，她把以前出去玩时拍的录相拿出来放，电视屏幕上他们母子三人嘻嘻哈哈笑成一团，丈夫看得愣住了，脱口而出：“这是什么时候拍的？”诸般新愁旧恨被勾起，她只当没听见。半晌，只听丈夫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我不在里面呢？”她简直觉得好笑了，随手关上录相机。
　　半夜梦回，客厅的灯还亮着：是丈夫，还在看那盘没有他的录相。她看见丈夫微微佝偻的背影，头顶的头发已经脱得差不多了，荧屏的光笼在他脸上，呈现出她从没见过的落寞与专注。他，也老了。她想起他的沉默，儿女们对他的冷淡，忽然觉得，其实丈夫也是很可怜的。再以后，丈夫有所需求的时候，她就没有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