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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下乡(4)

时间:2014-04-07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杨绛 点击:

   
   大妈的脸是圆圆的,个儿是胖胖的。我忽然想到她准是食堂里那个清秀老头儿的老婆,也立即想到一个赶车的矮胖小伙子准是他们的儿子。考试一下,果然不错。我忙不迭地把新发现报告同伙。以后我经常发现谁是谁的谁:这是伯伯,这是叔叔,这是婶子,这是大妈,这是姐姐,这是远房的妹妹等等。有位老先生笑我是“包打听”,其实我并未“打听”,不过发现而已。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好像对他们就认识得更着实。
   
   “蒙娜·丽莎”的爸爸,和管厨房、食堂的两兄弟大概是贫穷的远房兄弟。他家住两间小土屋。“蒙娜·丽莎”的真名,和村上另几个年龄相近的大姑娘不排行。她面貌并不像什么“蒙娜·丽莎”。她梳一条长辫子,穿一件红红绿绿的花布棉袄,干活儿的时候脱去棉袄,只穿一件单布褂子,村上的大姑娘都这样。她的爸爸比较矮小,伛着背老是干咳嗽。据他告诉我:一次“毛主席派来的学生”派住他家,他把暖炕让给学生,自己睡在靠边的冷炕上,从此得了这个咳嗽病。我把带下乡的鱼肝油丸全送了他,可是我怕他营养不良,那两瓶丸药起不了多大作用。他的老伴儿已经去世,大儿子新近应兵役入伍了,家里还有个美丽的小女儿叫“大芝子”,“蒙娜·丽莎”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她很坚决地声明:“我不聘,我要等哥哥回来。”她那位带病的父亲告诉我:他当初苦苦思念儿子,直放心不下;后来他到部队去探亲一次,受到军官们热情招待,又看到儿子在部队的生活,也心上完全踏实了。
   
   “大芝子”才八岁左右,比她姐姐长得姣好,皮肤白嫩,双眼皮,眼睛大而亮,眼珠子乌黑乌黑。一次她摔一大跤,脑门子上破了个相当大的窟窿,又是泥,又是血。我见了很着急,也心疼,忙找出我带下乡的医药品,给她洗伤、敷药,包上纱布。我才知道他们家连一块裹伤的破布条儿都没有。“蒙娜·丽莎”对我说:“不怕的,我们家孩子是摔跌惯了的,皮肉破了肿都不肿,一下子就长好。”大芝子的伤处果然很快就长好了,没留下疤痕。我后来发现,农村的孩子或大人,受了伤都愈合得快,而且不易感染。也许因为农村的空气特别清新,我国农民的血液是最健康的。
   
   我有一次碰到个纤眉修目的小姑娘,很甜净可爱。她不过六七岁。我问她名字,她说叫“小芝子”。我拉着她们手问她是谁家的孩子。
   
   “我是我们家的孩子。”
  
   “你爸爸叫什么呀?”
  
   “我管我爸爸叫爸爸。”
  
   “你哥哥叫什么呢?”
  
   “我管我哥哥叫哥哥。”
  
   我这个“包打听”,认真“打听”也打听不出她是谁来,只能料想她和“大芝子”是排行。
   
   大批萝卜急需入窖的时候,我们分在稻米之乡的分队也请来帮忙了。萝卜刚出土,带着一层泥,我们冻僵的手指沾了泥更觉寒冷。那个分队里一个较年轻的同伙瞧我和老乡们比较熟,建议我去向他们借只脸盆,讨一盆水洗洗手,我撞见个老大爷,就问他借脸盆洗手。他不慌不忙,开了锁,带我进屋去。原来是一间宽敞的瓦房,有各很大的炕,房里的家具都整齐。他拿出一只簇新的白底子红花的鼓墩式大脸盆,给我舀了半盆凉水。我正要端出门,他说:“你自己先洗洗”,一面就为我兑上热水。我把冻手握在热水里,好舒服!他又拿出一块雪白的香皂,一条雪白的毛巾,都不是全新,可也不像家常天天使用的。我怕弄脏了他的香皂,只摸了两下;又怕擦脏了他的毛巾,乘他为我泼水,把没洗干净的湿手偷偷儿在自己罩衣上抹个半干,才象征性地使用了毛巾。主人又给舀了半盆冷水,让我端给大伙儿洗。他是怕那面盆大,水多了我端不动,或一路上泼泼洒洒吧?十几双泥手洗那半盆水,我直为泼掉的那大半盆热水可惜,只是没敢说。大家洗完了我送还面盆,盆底尽是泥沙。
   
   村民房屋的质量和大小,大约标识着上一代的贫富;当前的贫富全看家里的劳动力。副队长“大个儿”家里劳动力多,生活就富裕,老乡们对他都很服帖。正队长家是新盖的清凉瓦屋,而且是楼房。老乡们对那座楼房指指点点,好像对这位队长并不喜欢;说到他,语气还带些轻鄙。他提倡节制生育,以身作则,自己做了绝育手术。村里人称他是“劁了的”。我不懂什么“劁”,我女伴忙拉拉我的衣襟不让我问,过后才讲给我听。我只在大会上听过他做报告,平时从不见面。大跃进后期,我们得了一个新任务:向村民讲解《农村十条》。生产队长却迟迟不传达。关于政策多少年不变以及自留地等问题,村民不放心,私下向我们打听,听了还不敢相信。我很惊奇,怎么生产队长迟迟不传达中央的文件,他是否怕有损自己的威信。
   
   党支部书记肖桂兰是一位勤劳不懈的女同志,才三十七岁,小我十岁呢,已生了四个孩子,显得很苍老,两条大长辫子是枯黄色的。她又要带头劳动,又要做动员报告,又要开会,又要传达,管着不知多少事。她苦于不识字。她说,所有的事都得装在脑袋里。我和女伴儿的居住问题,当然也装在她的脑袋里。我们每次搬个住处,总是她及时想到,还亲自帮着我们搬。我女伴的铺盖很大,她自己不会打;我力气小,使足了劲也捆不紧。如果搬得匆忙,我连自己的小铺盖也捆不上了。肖桂兰看我们搬不动两个铺盖,干脆把一个大的掮在肩上,一个小的夹在腋下,在前领路,健步如飞。我拿着些小件东西跟在后面还直怕赶不上,心上又是感激,又是惭愧。肖桂兰直爽真挚,很可爱。她讲自己小时候曾贩卖布匹等必需品给解放军,经常把钱塞在炕洞里。一次客来,她烧热了炕,忘了藏着的钱;等她想到,纸币已烧成灰。她老实承认自己“阶级意识”不强,镇压地主时她吓得发抖,直往远处躲,看都不敢看。当了支书,日夜忙碌,自己笑说:“我图个啥呀?”她正是荧屏上表扬的“默默奉献”者。她大约“默默奉献”了整一辈子,没受过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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