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周刊上有个统计数字让妈妈眼睛亮了一下。一年级学童每个星期要花多少时间在家庭作业上？美国：一点八小时。日本：三点七小时。台湾：八小时。
“我的天！”妈妈暗叫一声。她开始计算安安写作业的时间。花花纷纷、四四方方一个大书包，里头通常只有一本笔记本和一盒笔。课本都留在学校里，“背回来太重了，老师说。”每天的作业，是一张纸，上面要写四行字，用粗粗的蜡笔写一张，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鹅卵石那么大，也就是说，一整面写完，如果是写驴子ESEL这个字，四行总共也不过是十六个字。
安安在三十分钟之内就可以写完。如果他在椅子上扭来扭去，踢踢桌子、踢踢椅子，在本子上画一辆汽车两只狗；如果他突然开始玩铅笔、折飞机、数树林里捡来的栗子，如果他开始“走神”的话，时间当然要长一点。但是他真正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每天最多不过三十分钟，也就是说，每周五天，总共一百五十分钟，也就是二点五小时，比美国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你得知道，美国孩子一般下午三点才下课，安安可是每天上午十一点半就放学了。
然后就是自己玩的时间。玩，玩，玩。每年回台湾，妈妈得为安安和飞飞到法兰克福台湾代表处申请签证。申请书上总有一栏，问此申请人职业为何？妈妈规矩地填上“玩玩玩”。申请人访台目的？“玩玩玩”。如果有一栏问申请人专长，妈妈想必也会填上“玩玩玩”。
台湾七岁的孩子要花八个小时写作业吗？妈妈有健忘症，已经不记得多少自己的童年往事。唯一印象深刻的，是自己多么不愿意写作业。为了作业而说谎是她变坏的第一步。她总是面红耳赤地低着头小声说，“作业忘在家里了”，却不知道，同样的谎言多次就会失效，王友五老师要她当场离开教室回家去取。
她一路哭着走回家，经过一条小桥，桥下一弯小河，游着几只乳黄的鸭子。她想是不是自己跳下去淹死就不必写作业了。回到家，她跪在沙发上，开始祈祷，大概是求上帝把这一天整个抹消，就像老师用粉笔擦把黑板上的字擦掉一样。她在沙发上哭着睡着，睡到天黑。
十一点半放学，安安走路回家。开始的几个月，妈妈总是在后面跟着，像侦探一样，监视他是否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停下来看两边来车，是否走在人行道的范围以内……一回到家，就开始做功课。
“昨天的作业得了几只老鼠？”
书桌旁有一张为妈妈放的椅子。
“一只。”安安打开本子。昨天的字写得歪歪斜斜的，角落里盖着一个蓝色的老鼠印章。当然只值得一只老鼠；你昨天一面写一面在玩那个唐老鸭橡皮擦对不对？你能不能专心一点？一个时候只做一件事，做完一件事再做另一件，懂不懂？做不做得到？嗯？把那本漫画拿开，等一下再看，拜托，你听见了没有？我数到三你再不动……
安安终于写完了四行大字，递给妈妈。红红蓝蓝的满是颜色。妈妈瞄了一眼，说：“这最后一行写得不怎么好，那个N都超过格子了。”安安抿着嘴。
“这样吧！”妈妈继续，“另外拿张白纸，你就补写这一行怎么样？这样才会得三只老鼠。”安安白净的脸蛋开始涨红。
妈妈从抽屉中抽出一张纸，“来，我帮你把线画好，很简单嘛，一行就好——”
“为什么？”安安忍不住了，生气地注视着母亲，从椅子上滑下来，大声嚷着，“为什么我要再多写一行？你总是要我写得好、写得漂亮，我只是一个小孩，我没办法写得像你那么好——”
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他咆哮着说：“你总要我得两只老鼠三只老鼠、这么好那么好，我有时候也要得一只老鼠——我也有权利得一只老鼠，就得一只老鼠呀……”
妈妈被他情绪的爆发吓了一跳，坐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
两个人都沉默着。
半晌，妈妈搁下手中的纸，用手背抹了抹安安的眼泪，叹了口气，说：
“好吧！就一只老鼠。你去玩吧！”
安安默默地收拾东西，把书包扣好，走向门口。到了门口，却又回身来对还发着呆的妈妈说：“有时候我可以拿三只老鼠。”他走了出去，“有时候。”
葛格和底笛
1
吃晚饭的时候到了，安安却不见踪影。
妈妈扯着喉咙呼叫了一阵子之后，开始寻找。游戏间灯还亮着，散着一地的玩具。沙发垫子全被卸了下来，东一块西一块地搭成一座城堡。安安在哪里？刚刚还在城堡底下钻来钻去。
三岁的弟弟（念做“底笛”）已经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两条腿晃着晃着。哥哥（念做“葛格”）吃饭罗！草地上都结了冰，天也黑了，安安不可能在花园里。这孩子野到哪里去了？妈妈渐渐生起气来。卧房黑着，妈妈捻亮了灯，赫然发现安安蜷曲在被子里头，脸埋在枕头上，只露出一点脑后的头发。生病了吗？妈妈坐到床上，掀开被子，把孩子扳过来。
安安一脸的眼泪。枕头也是湿的。
“怎么了？”妈妈惊异地问。
不说话。新的泪水又沁沁涌出来。
“到底怎么了？你说话呀！”
摇摇头，不说话，一脸倔强。
妈妈就知道了，现在需要的不是语言。她把安安抱起来，搂在怀里，像搂一个婴儿一样。安安的头靠在妈妈肩上，胸贴着妈妈的胸。安静着。过了一会儿，妈妈轻声说：“现在可以说了吗？谁对你不起了？”
安安坐直身子，揉揉眼睛，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没有啦！只是看到你刚刚去抱弟弟那个样子，你一直在亲他，看着他笑……我觉得你比较爱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