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递质是在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的化学分子。神经元之间有一个负责通信的接头，被称作突触。一个神经元释放出神经递质，神经递质携带着要释放的信息，游过突触，和另一个神经元结合，把信息释放给它。
不同的神经会使用不同的神经递质，大脑掌管情绪的那部分是边缘系统，这个系统经常使用的神经递质是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
在健康的大脑中，神经元细胞会分泌足够的神经递质，以保证认知能力和情绪的稳定。但是在一些抑郁症患者体内，它出现了缺陷。病理学家在对抑郁症患者的尸体进行解剖时发现，他们大脑中的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含量低于常人。
因此，科学家推测，抑郁症是由于大脑中缺乏这一种或多种神经递质所致。这是迄今最为科学界所认同的抑郁症发病机制的一种假说，抑郁症药物的开发，都集中于增加神经递质的浓度或活性。
我就是飞镖盘
抑郁症的性质决定了它不是人的意志、勇气所能克服的疾病。奇怪的是，虽然对它的机理一无所知，但高效的药物从来不少。服用抗抑郁药之后，60%～80%的患者会被治愈。相比心理治疗的漫长而不可控，以及电痉挛疗法的副作用，药物治疗更受欢迎。
2007年李橙抑郁症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她刚23岁。她的家庭是标准的中产阶级家庭，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李橙起初死活不肯吃药，她说：“这个病怎么可能需要吃药？明明就是心理问题。”
后来李橙实在受不了了，又去校医院的心理门诊求医，校医院的医生也让她吃药。
让李橙意外的是，吃药吃到第10天，忽然就见效了。李橙一下子变得思维敏捷，情绪也变好了，心理上康复的感觉比生理上创伤愈合的感觉对一般人来说要陌生得多，感觉就像是上帝“啪”地甩了你的灵魂一巴掌一样。
李橙吃药吃了两周，状况不错，就把药停了。
让她无语的是，这个病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一开始是急性的，后来变成慢性，越来越复杂。
有一天，李橙的同学来她家玩三国杀，但她完全反应不过来，她说：“这个病没有让我智商下降，但让人无法集中注意力。”李橙就是看到一本书都会害怕，因为她知道自己是看不懂的。
虽然抗抑郁药的有效率最高能达到80%，但只有不到50%的病人对第一次服用的药物有反应。
财新传媒的张进在博客中分享过他服抗抑郁药的经历：最初服用的是罗拉、氢溴酸西酞普兰片、三辰片，两个月后，情绪、思维和行动能力没有改善，医生为他新加了一种药以后仍不见效。在更换主治医生之后，医生为他重新选择了4种药物，这一次，终于见效了。
这是典型的试错法。由于对疾病的机制，药物的作用、途径完全摸不着头脑，精神类的疾病大多采用这种试错法进行治疗。
“这种试药的方式，让你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飞镖盘。”安德鲁·所罗门总结说。
除了试错的疗法，还需要患者坚持用药。但是人们极度抗拒长期甚至终身服药，就好像抗抑郁药是毒品或是其他什么会让人上瘾的东西。
虽然极少的抑郁症是患者自身的责任所致，但几乎所有的抑郁症都需要患者自身的努力才能治愈，愿意自救的人，医生才能救他。
在安定医院抑郁症研究中心主任王刚看来，药物治疗固然是抑郁症的基础性治疗，但仅有它是不够的，人的社会功能的恢复需要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护理人员、社会工作者，甚至包括患者和家属组成的治疗联盟。
实际上，治疗的第一步，找到一位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就不容易。中国有执业资格的精神科医生是两万人，与之对应的是庞大的病人群体，各类精神障碍的患者有1亿多，其中重性精神类疾病病人1600万。
“现代的医学理念要求医生治疗的是人，而不仅仅是病，”王刚说，“但现状正好相反，医生更关注的是你的症状有没有消失，而不是作为一个人的社会功能的恢复。”
再先进的医疗技术、再完美的药物，只能提供一个重塑自我的可能性，药物或是技术，并不能帮人重塑自我。
你好，抑郁
很多学者都试图从积极的角度思考抑郁的问题。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情绪如同其他生理功能一样，是对环境变化的一种恰当反应。上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陈蓉霞认为，轻度抑郁可能起着适应作用，它促使个体在逆境时积蓄力量，在安静时陷入反思与内省。
这就如同痛感，尽管它给人带来不舒适的感觉，但失去痛感的人非但没有生活在天堂中，相反，连生命都难以保障。
而且也有研究表明，轻度躁狂、抑郁与活力、创造力及魅力相关，这种基因可以给个体带来先天优势。因此美国心理学家史培勒说：“这种病往往袭击那些最有抱负、最有创意、工作最认真的人。”
历史名人达尔文、林肯、丘吉尔等，还有很多作家，像三毛、弗吉尼亚·伍尔夫……都曾为抑郁症所困扰。
焦虑、抑郁是人性必然的成分，不可能清除。因为只要人类存在，一定会有抑郁的情绪，当抑郁的情绪影响了你正常的社会功能时，才把它定义为抑郁症，这实际上是人的一种主观建构。
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我们也不能把人们的很多问题都归结于抑郁症。抑郁症是结果，不是原因。
不要把抑郁症像狗皮膏药似的到处贴，这样是在用抑郁症掩盖实际存在的问题。
（摘自《南都周刊》2014年第10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