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伯拉开一点距离读我的表情：“你肯定比我坚强，有独立心。当时的我只是一味幻想着逃避现实，可是你在同现实搏斗，这里有很大区别。”
我一不坚强二没有独立心，不外乎硬被现实推向前去罢了，但我什么也没说。
“看到你，我就想起很早以前那个男孩儿。”
“那个人像我？”我问。
“你要高一些，身体也更壮实，不过也可能像。他和同年代的孩子谈不来，总是一个人闷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谈复杂事情的时候和你一样在眉间聚起皱纹。听说你也常常看书……”
我点头。
佐伯看一眼钟：“谢谢你的咖啡。”
我起身往外走。佐伯拿起黑色自来水笔，慢慢拧开笔帽，又开始写东西。窗外又闪过一道电光，一瞬间将房间染成奇特的颜色。稍顷雷声传来，间隔比上次还短。
“喂，田村君！”佐伯把我叫住。
我在门槛上立定，回过头。
“忽然想起的——从前我写过一本关于雷的书。”
我默然。关于雷的书？
“在全国到处走，采访遭遇雷击而又活下来的人，用了好几年的时间。采访人数相当不少，而且每个人讲的都很生动有趣。书是一家小出版社出的，但几乎卖不动，因为书里面没有结论，而没有结论的书谁都不愿意看。在我看来没有结论倒是非常自然的……”
有个小锤子在我脑袋里“嗑嗑”地叩击某个抽屉，叩击得异常执著。我试图回想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却又不知道回想的是什么。佐伯继续写东西，我无奈地返回房间。
劈雷闪电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雷声很大，真怕图书馆所有玻璃都给震得粉身碎骨。每次电光闪过，楼梯转角平台的彩色玻璃都把远古幻境般的光色投在白墙上。但快到二点时雨停了，黄色的太阳光从云隙间泻下来，仿佛世间万象终于握手言欢了。在这温馨的光照中，惟独房檐的滴雨声响个不止。不多久，黄昏来临，我做闭馆的准备。佐伯向我和大岛道一声再见回去了。她那辆“大众·高尔夫”的引擎声传来，我想象她坐在驾驶席上转动钥匙的身姿。我对大岛说往下我一个人可以拾掇，放心好了。大岛吹着歌剧独唱旋律的口哨在卫生间洗手洗脸，很快回去了，他的马自达赛车的引擎声传来耳畔，又变小消失。图书馆成为我一个人的天下。这里有比平时更深的岑寂。
折回房间，我看起了大岛复印的《海边的卡夫卡》乐谱。不出所料，几乎所有的和音都很简单，而过渡部分有两个极为繁杂的和音。我去阅览室坐在竖式钢琴前按动那个音阶。指法难得出奇。练习了好几次，让手指筋骨习惯了，这才好歹弹奏出来。一开始只能听成错误失当的和音，我以为乐谱复印错了，或者钢琴音律失常，但在反复、交错、小心翼翼倾听两个和音的时间里，我得以领悟《海边的卡夫卡》这首乐曲的基础恰恰在于这两个和音。正因为有这两个和音，《海边的卡夫卡》才获得了一般流行歌曲所没有的独特底蕴。但佐伯是如何想出这两个不同凡响的和音的呢？
我折回自己房间，用电热水瓶烧开水，沏茶喝着。我从贮藏室里拿出最老的唱片，一张张放在转盘上。鲍勃·迪伦的《Blonde on Blonde》、甲壳虫的《白色影集》、奥泰斯·雷丁的《海湾里的船坞》、斯坦·盖茨的《盖茨/吉尔贝特》，哪一个都是六十年代后半期流行的音乐。曾在这个房间里的少年——旁边必定有佐伯——像我现在这样把这些唱片放在转盘上，放下唱针，倾听音箱里淌出的声响。我觉得这声响把包括我在内的整个房间带入另一种时间之中，带入自己尚未出生时的世界。我一边听这些音乐，一边把今天白天在二楼书房里同佐伯的交谈尽可能准确地在脑海中再现出来。
“可是十五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的什么地方肯定存在那样的场所，以为能够在哪里找到那另一世界的入口。”
我可以在耳畔听到她的语声。又有什么叩击我脑袋里的门，重重地、执拗地。
“入口”？
我把唱针从《盖茨/吉尔贝特》上提起，拿出《海边的卡夫卡》环形录音唱片放在转盘，放下唱针。她唱道：
溺水少女的手指
探摸入口的石头
张开蓝色的裙裾
注视海边的卡夫卡
我想，来这房间的少女大概摸索到了入口的石头。她驻留在永远十五岁的另一世界里，每到夜晚就从那里来到这个房间——身穿淡蓝色的连衣裙，凝视海边的卡夫卡。
接下去我倏然想起来了，想起父亲一次说他被雷击过。不是直接听来的，是在一本杂志的访谈录上看到的。父亲还是美术大学学生的时候，在高尔夫球场打工当球僮。七月间一个下午，他跟在客人后面巡场时，天空突然变脸，一场雷雨袭来。雷不巧落在大家避雨的树上。大树从正中间一劈两半，一起避雨的高尔夫球手顿时丧命，而父亲在雷即将落下时产生了一种预感，从树下飞跑出来，捡了一条性命。他只受了轻微的烧伤，头发烧掉了，受惊栽倒时脸一下子撞在石头上昏迷过去。当时的伤仍在额头上留有一点疤痕——这就是今天偏午时候我站在佐伯房间门口一边听雷一边努力回想的。父亲作为雕塑家真正开始创作活动是在雷击伤恢复之后。
也许佐伯为写那本关于遭遇雷击之人的书，在采访时遇上了父亲。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很难认为世上有很多雷下逃生之人。
我屏住呼吸，等待夜半更深。云层大大断开，月光照着庭园里的树木。一致的地方委实太多了，各种各样的事物开始迅速朝同一处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