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赫的乡村(4)

　　不是瞎编，是真事。那时极左搞到了极致，上面下指标，地富评得多，贫宣队是先进，评少了，谁也别想过关。
　　春天，县里开知青讲用大会，中午吃忆苦饭，小米稀粥就咸菜条。要说会议主办者够开明了，没让吃糠。各战区和公社带队的都是武装部长，腚后吊着驳壳枪，不用枪套。也不知怎么他们之间较了劲，说谁的知青喝得多谁革命。年轻人好起哄，就玩命喝，加上咸菜又咸，就喝得大餐厅里拉风匣般的响。众所周知，喝小米稀粥是喝两碗尿三泡，喝五碗尿半天。再加上正赶上春寒，剧场里又不取暖，下午开上会就热闹了。开始还忍着，一会儿就乱了。女的先不行，脸憋得通红，顾不上脸面，急得一边跑一边解裤带。紧接着是男的，最后武装部长也突秃了，厕所内外发水一般。老赫战区的部长正赶上拉肚子，解大手时把壳驳枪放在前面腿上，结果蹲时间长大意了，加上枪也滑，一起身叭叽掉坑里了，坑还特深，没影。老赫打溜须说他会钓鱼能钩上来，找根竹竿绑上铁丝钩呀钩，不赖，钩到会散了终于钩出来，拎河沟好一顿冲。部长挺感谢他，说再选调想着你，把老赫美得够呛。但这事一直没兑现。有人问怎么啦。老赫挠挠头说后来那部长的枪不是卡壳就是打臭子，可能他不高兴了吧……
　　
　　种谷
　　
　　要是不种谷子，老赫说啥也不认识点葫芦，摆眼前也不知为何物。点葫芦的葫芦，就是农家饭熬葫芦条的那种葫芦。一般取个头稍大的，将熟时把内中掏空，掏空是个技术活，不能一破两半，那就成瓢了。只能在葫芦顶底两端各破(又鸟)蛋大小的孔，掏空后在底部安个木把，要牢，以便拿住。前端则装尺半长掏空内心的向日葵秆，封住断头，再在上部开一小孔，孔下绑几缕干高粱穗。这样，一个点葫芦就做成了。
　　操作时，先将谷种注入，持此物者行走在豁开的垄沟间，用根小棍有节奏地敲打葫芦头，顿时，谷种从小孔中蹦出，落在高粱穗上，再均匀地散到土垄里。当葫芦里种子尚满，敲击的声响就发实。播到半路，葫芦内有了空隙，声音就大了。当年一个生产队春耕时都配几副犁杖，东山西山沟里沟外种谷子，从早干到晌午，骄阳如火，人马皆乏，这时能听到的只有点葫芦顽强的响声，嘭嘭嘭，仿佛在说：为了收成，还得种，种种种……
　　据老赫考查，点葫芦的发明者是鲁班。想想这极有可能。鲁班一生发明的东西太多了，小到木工用的锯子、刨子、钻子、凿子、铲子，乃至班母（刨木头顶住木头的卡口）、班妻（弹簧纸用的小钩）。大到打仗用的重型兵器。涉及到民生大计的农具，鲁班不可能不关心。当初老赫乍见点葫芦，还以为是哪位社员一时顺手而做。日后才知道，那是上了古书有名有姓的农具。《齐民要术》一书称其为“窍瓠”。“窍”，孔穴。“瓠”，葫芦。窍瓠即内中掏空之葫芦也。书中“种葱”一节言：“两耧重耧，窍瓠下之，以批契继腰曳之。”就是指用耧开沟后，用窍瓠播种。这里是说种葱，老赫没种过，只栽过小葱。但见过葱籽很小，若大面积播种，只有用点葫芦才合适。
　　点葫芦这种工具很古老，老赫在一个博物馆见过，说明词讲这东西春秋战国时就有。老赫仔细看，与他使过的一模一样。一时间老赫有点发蒙，不知道是自己回到了春秋战国，还是春秋战国一下跳到如今……
　　　　扛耠
　　
　　塞北的农田多坡地，耕种较平原费工费力。山坡地的耕种方式大致有三：一是用牲畜拉犁杖；二是人扛耠子；三是用镐刨。其实，在面积很小的地块里，扛耠子是比较合适的。要是用大犁杖，牛马都没有调头的空间。老赫对此深有体会。
　　耠子比犁杖略小，前有铁铧犁，后手犁杠斜着扬起，正抵在执耠者的肩头。前方一人或俩人纤夫似的拉绳，后者猫腰弓身用力向前拱（扛），耠子就前进了，垄沟也就豁开了，然后再撒种。这种方式简便实用，还特别适合一家一户的播种规模。但由于是人工方式，人体姿势又和一些美术作品画的旧社会农民受剥削的形象有相似之处，所以后来被禁止了。其实经过秋后翻整的田地，到了春天还是比较松软的。加上不是长垄，到地头就可以喘口气，也说不上多累。可那个时代要革命形式，不要实际，说什么也不许扛了。老赫牵牲口种地时最怕在小地块里调头，因为地边往往就是崖子边，挺陡的，老赫怕，牲口也怕摔下去，牲口就往里撞。一撞，就踩了老赫的脚。牲口蹄子多硬，一下就踩肿了。老赫说还不如扛耠子省事。但又不敢，还得拉牲口。
　　
　　栽薯
　　
　　村边有条小河蜿蜿蜒蜒，从大山深处一路欢唱奔来，从身到心纯净无瑕，绝没有半点污染。一眼望去，水下圆石的花纹和小鱼的鳞片都清清楚楚。天热时，干活来到河边，摸摸水并不凉，老赫就想下去扑腾几下。社员就喊下不得哟，水一浑，红薯就长不好，冬天爱烂窖。老赫不知真假，但见大家如此看重这河水，也就收敛了手脚。
　　农活是栽红薯，男劳力挑水，这是累活。队长说了一声起肩吧，几十条汉子腰板刷地就挺起来，耳畔立刻就响起扁担的嘎吱声。一支负着重担的队伍，开始沿着羊肠小道朝山上一步步走去，老赫是其中一员……
　　红薯是好东西，一亩山坡地能收三千多斤呀。尽管红薯吃多了烧心（胃酸过多），但为了填饱肚子，也就顾不上那些，村里年年都要栽种大量的红薯。栽红薯又叫抹秧，就是把红薯秧轻轻抹（薯秧易折）在坑儿里，立刻浇水，再封上土，踩实，秧就活了。薯秧喜水，没水活不了，水在栽薯时贵如油。说到底，有了水，才有红薯，才有了让大山里的芸芸众生世代生存繁衍的基本口粮。
　　村里没啥好田，一块块沙土地高高挂在半山腰。几趟水挑上去，再壮的男劳力，也浑身是汗大口喘粗气了。尽管如此，却没有人藏奸偷懒。不用监督，水桶总是装得溜满的，跟往自家水缸里挑一样。没人提醒，脚步都走得很稳，尽量不让水洒出来。因为都知道，这水太宝贵了，到了地里，女人每浇下小半瓢，就能栽活一棵秧苗。而一棵秧苗，秋下就能收获三四斤红薯，就够一家人吃个半饱，再配上盆稀粥、咸菜，一顿饭就解决了。说来，这一切都要感谢那条不起眼的小河。只要有那涓涓不息的清清河水，人们就有信心熬过艰难的日子，就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将近晌午，日头变得愈发焦燥，山地变得热气蒸腾，肚子则变得饥肠辘辘。老赫挑着空桶下来，再回头，抹秧的队伍又移到一块更高更远的地里，颇似进了白云深处。老赫两腿早已没了力气，肩头也压得生疼，然而也怪，只要一来到河边，用手捧起河水甜甜地喝下去，老赫身上的气力很快就找了回来。不光老赫，挑水的劳力都是这样，大家每一趟归来都喝河水，于是就像增添了新的能量，随后，一个冲锋，队伍就又杀到山上，又带起了一阵加快抹秧的热闹场面。收工了，人回村了，一排排红茎顶着绿叶的秧苗，则在贫瘠的山坡地上扎了根。日后，只要没有大旱，那秧苗就会长大连成片，将山地整个包裹成一片翠绿。往下还翻几次秧，不让它乱扎根，如此，主根到秋天就能结出大块的红薯。红薯块大，蒸熟了就甜。切成片晾，薯干片就白，也好保存。到了初春，妇女借驴压薯干，碾道里用细罗筛，筛得细雪蒙蒙，人，驴，碾子都罩在其中了，尤其是女人，甭管先前是甚模样，这会儿一准变成了白嫩的西施，老赫挺爱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