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年底，邹杰去儿童福利院抱领了一个弃婴。他想遵从芝一贯的意愿抱个男孩，但福利院中所有的弃婴都是女孩，没有男孩。邹杰觉得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他没有办法，最后抱回家的还是一个女婴。
邹杰给女婴取名为箫。他认为箫是一种有苦难言的乐器，就这样邹杰做了父亲，其实是箫的养父。
芝做了箫的母亲。她对箫的性别始终怀有不满的情绪。
娴做了箫的外祖母。娴说，就当养只波斯猫吧。
箫被抱回家的第二天，他们来到楼下的红旗照相馆，请熟识的摄影师照了一张全家福。摄影师让他们都要笑，邹杰和娴很自然地笑了，而病中的芝怀抱婴儿笑得略显茫然。后来这张合家欢就陈列在红旗照相馆的橱窗里，过路的行人都会朝它多看一眼，这是１９５９年冬季的事。
箫的故事
箫记得她小时候经常看见燕子。燕子在她家的门檐上筑了一个草巢。许多个早晨箫在燕声啁啾中醒来，她抱着一只破旧的布娃娃坐在铁床上，闻到一股熟悉的煎药气味弥漫了空间。楼梯上有人轻轻地走动。娴每天早晨把箫喊醒，娴的发髻散乱地披垂着，胸前挂着两朵白色的茉莉花。箫记得她起床后总是看见芝在水池边刷牙，芝的嘴角上凝结着牙膏的白沫，一柄塑料牙刷在芝的嘴里来回抽动，发出机械的沙沙的声音。
水池的左侧是煤炉。药煎在煤炉上噗噗地冒着热气，药味浓郁而古怪。箫知道再过一会儿，那罐药将被端下来，娴把药用纱布滤成一碗黑水，端到芝的手中，芝每天都要喝这种黑水。娴又把一锅泡饭端到炉子上去。箫在上学前必须吃掉一碗泡饭，外加半块腐乳或者一条酱瓜。
箫有许多日记本。在历史最早的一本日记里箫这样写道：
我生长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我的童年是不幸福的。我母亲患有精神病。她从来不关心我。我的外婆一把年纪还要打扮得妖里妖气。她每天让我吃泡饭，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天天吃泡饭。
箫回避了她的养父邹杰的存在。对于邹杰，箫从来不提。
从十四岁那年开始，箫就害怕回忆养父邹杰的脸。在她的整个成长过程中，邹杰一直是她心灵上无法抹去的一块阴影。
的，到了这一年，箫的经历就变得如泣如诉了。
箫那天玩得很累，晚上一上床就睡着了。大概是半夜时分，箫被突然惊醒。她看见一个黑影站在她的床头，箫想叫，一只手迅捷地捂住了她的嘴。箫认出了邹杰。她听见邹杰压低声音说，别叫，你把被子蹬掉了，我在给你盖被子。邹杰说完朝门外走去。箫发现邹杰是光着脚的，他的光脚在幽暗中泛出寒光。箫害怕起来，她跳下床去关门。门被邹杰抵住了。邹杰又闪了进来，他穿着短裤和棉毛衫，身上有一种膏药的气味。邹杰说，箫，你千万别叫，你是我抱回家的，我喜欢你，我不会欺负你。箫推着邹杰，你出去吧，我要睡觉。
邹杰说，她有精神病，我不能和她离婚，可我也是个男人，箫，你懂男人和女人吗？箫快哭出来了，她摇着头说，我不懂，我要你出去，我要睡觉。她看见邹杰颤抖着，眼睛里有一点火光在跳动。她的手在空中挥舞着，碰翻了箱子上的一只水杯。
水杯清脆的碎裂声唤来了芝和娴。她们在外面敲门。箫听见了芝的尖厉的声音，邹杰，你这回总算让我抓住了。箫听见邹杰开门的声音非常沉闷，然后电灯亮了，灯光很刺眼。
箫终于尖叫了一声，随后她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她不知道死气沉沉的家里为什么突然发生了这场变故。
箫记得出事的第二天她仍然去上学了。那天有体育课，跳小山羊。箫怎么也跳不过去，脑子里总想着夜里发生的事。她看见娴出现在操场那一端，娴提着草编挎包朝箫招手。箫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在等着她。
跟我去铁路口。他卧轨了。娴说。
箫的脸色发白。她僵立着说不出话。
他装得像个正人君子，干这种下流事。他这是自食其果。
娴说。
箫跟着娴赶到铁路道口，邹杰的尸体已经被拖走了。铁轨上有一大滩血，在阳光下呈现出奇怪的紫色。风吹动路上的灌木丛和杂草，箫凝视着那滩血，浑身颤抖。她感到一切都如在梦里。
芝坐在枕木堆上，她双手捧着一只被血溅红的解放鞋。邹杰的丧生使芝的精神有所缓和。芝对着鞋子说了许多话。
邹杰，你不该和我结婚。芝说。
邹杰，我不该吓你。我说要去告你，我其实是吓你的，你是个大男人，为什么就害怕了？芝说。
箫站在风中。一列黑色的货车从她的身边轰隆隆地疾驰而过。箫注视着那列货车远去，最后消失在天边，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三个女人站在铁路上面对那滩紫色的血。这是１９７２年的一天，箫十四岁，箫十四岁的时候开始成熟了。
箫十六岁那年自愿报名去了农场插队。箫本来可以留在城里，但她一心想离开芝和娴，还有红旗照相馆楼上的阴暗潮湿的家。这是她早就酝酿过的。箫的选择充满了时代意识，因而受到了普遍的赞誉。箫自愿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通讯报道发表在１９７４年的《解放日报》上，与当年芝在水泥工地上的照片刊登时间相隔十六年。
箫去了农场以后才发现她陷入困境之中。在苏北荒凉的盐碱地上，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强度远远超出了箫的想像范围。箫在水田里插秧时觉得自己像一只迷途的小狗，她的纤弱的身体无法承受农场生活。箫想回家，但家已经变得模糊而遥不可及了。许多个夜晚，箫在茅棚里听见大风吹过苏北贫困的原野，她想着红旗照相馆楼上的家，想着芝和娴的脸，竟然什么也想不起来。箫感到一种真正的孤单和恐惧。
箫下定决心回城。她采用了一个女友传授给她的病退方法，用冰块在膝盖上长期摩擦。女友说，咬咬牙，坚持一个月你去医院，医生就会诊断你有关节炎了。１９７６年冬天，箫抱着一块冰躲进农场简易漏顶的厕所，她仰望芦席棚顶上露出的灰暗天空，用冰摩擦着双膝。箫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她对自己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
箫后来拖着两条僵硬的腿返回城市。她真的患上了可怕的风湿性关节炎。在肮脏拥挤的乡村公共汽车上，箫坐在她的简单的被包上想像回城后的生活。她感到一片茫然。当车窗外的田野农舍最后消逝时，她意识到自己的青春时光已经提前耗费光了。
箫的经历与她的同时代人基本相似。后来她一直在一家综合菜场的猪肉柜台上卖肉。对于这门职业箫没有嫌弃之心，她有思想准备。与箫前后病退回城的知青觅得的工作五花八门，有剃头的，炸油条的，烧锅炉的，还有一个女孩去殡仪馆当了化妆师。他们对箫说，你算是有福气的，卖肉这行当不错。箫说：我知足，你们以后买肉都来找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