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路遥与真实的《平凡的世界》(2)

　　
　　
　　远村在《路遥二三事》中曾写到：“路遥曾说，每个人都无法回避政治，但政治又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文学与政治从来未分过家。他病情十分严重，几乎看不清东西，还坚持看报、看电视，关心十四大的人事安排，还说等他病好了，要把作协搞好。”这说明，在内心深处，路遥有着对政治仕途的留恋。可惜的是，关注时政的路遥无法成为一个政治家，纵然他具备政治家的天赋和气魄。仕途失败的阴影一直潜伏在他内心深处，即使“文学”这个神奇的药方，也不能抚平路遥心底的伤痛。
　　
　　
　　苦涩的婚恋
　　
　　
　　在引导他走向文学之路的好友、诗人曹谷溪撮合下，路遥在人生最为辉煌时刻与北京知青林红展开了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恋情。1970年延川县招工，路遥争取到了一个指标，但是他把这个名额转让给了林红。生活总有许多说不清的巧合，浑身长疮，折磨得两个月不能行走的路遥被县革委会宣布隔离审查。当天中午，林红因路遥的“农民身份”而提出断交，爱上了一位支工的解放军下级军官。林红的离开对他有重要影响，路遥一生都没有走出这段恋情所带来的幸福与阴影。在他的成名作《人生》中，走进县城变为城市人的高加林抛弃农村姑娘刘巧珍可能就是北京知青林红抛弃路遥的翻版。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也可能有林红的影子。
　　
　　
　　仕途失败、初恋受挫，路遥痛不欲生、彻底绝望，不得不回到农村。在干爸、大队支书刘俊宽帮助下，当了民办教师，重新过起物质上穷困和精神上孤独的生活。他只好用写作来充实自己，因时而在曹谷溪主编的《山花》上发表诗作最后被借调到县委通讯组。这时，颇具文学才华的另一位北京知青林达走进了他的生活，用爱抚慰了他的创伤。路遥考上延安大学后，大多经济来源是靠林达资助的，正是因为有了林达，路遥在延安大学能够安心读书和进行文学创作。
　　
　　
　　路遥离开延安大学后担任文学期刊《延河》编辑，到西安工作。后来林达也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他俩1978年1月结婚，1979年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路远。遗憾的是，婚后生活并没有起初想象的那般甜蜜，更谈不上和谐、幸福。他没有享受到夫妻之间真正的恩爱，或者说这种恩爱的时间十分短促。作为“农民的儿子”的路遥希望妻子是一位能体贴入微，对自己学习、工作，都能够有所帮助的妻子。在潜意识里，也许只有《人生》中的“刘巧珍”才是他最好的“媳妇”，但林达是一个具有“小资”情调和独立意识、事业心极强的现代知识女性。让她放弃事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家庭妇女，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而半夜写作、通宵达旦，早晨从中午开始，尤喜独处而又时常“封闭”自我的路遥让林达难以适应、无法容忍。在林达看来，她希望有一个体贴自己能够保持正常的夫妻生活的好丈夫，而不是一个不管家，甚至一个不管她的贴着各种光环的“圣人”。在生活习惯、性格上的差异也越来越凸显，一度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短短几年时间，路遥和林达就行同陌路。
　　
　　
　　1980年秋末冬初，回到延安的路遥向自己的好朋友、陕西作家高建群诉说自己的不幸。他在延安呆了三天，为了安慰路遥，高建群在宾馆里陪他住了三天。之后为他写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句子：“自然，我们的生活无限美好，歌声总是多于忧愁。但是，谁能保证说，我们没有被命运嘲弄的时候。有一天早晨一觉醒来，生活突然出现了怪诞的节奏，你的妻子跟着别人走了,一瞬间你是多么孤独！”以后的几年中，林达多时提出离婚，路遥因《人生》小说与电影轰动全国，他怕给自己造成负面影响，更怕给自己亲爱的女儿带来很大的伤害而一直是一拖再拖。在写作《平凡的世界》过程中，路遥四弟王天乐也是想让他先离婚，不要维持那个有名无实的家庭了。不如找一个陕北女孩，不识字最好，专门做饭，照顾他的生活。结果还是因为他女儿的问题，又一次放弃了调养身体的机会，继续过着“二个蒸馍，一根大葱”，饥一顿、饱一顿的无规律生活。在辞世前三个月，林达扶起病床上的路遥，他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路遥和女儿。身为人父，路遥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曾为了让女儿吃上西餐跑遍全城。
　　
　　
　　婚姻不幸，路遥深深陷于夫妻感情破裂的深谷之中不能自拔。在他苦难屈辱的心灵深处也埋下绝望与无奈。路遥苦涩的婚恋影响着他的创作，他作品中的婚恋无不具有悲剧色彩：如田晓霞在洪水中丧生，孙少平走进一个孤儿寡母家庭；秀莲好日子刚开始就得了绝症；田润叶对爱情苦苦守望并成了官场利益圈中牺牲品，最终守着李向前终其一生；郝红梅一心想走入上层，却婚姻不幸嫁给软弱的润生；金波因恋爱而被开除军籍，再次寻找已是物事人非；模范夫妻侯丽叶莫名其妙投入第三者怀抱……作品展示了相对复杂的爱情，结局却往往具有作者本人婚姻失败的阴影。
　　
　　
　　内心世界的孤独与无奈
　　
　　
　　路遥卑微的出身、少年苦难屈辱的阴影注定要产生一种无法适应周围环境的自卑，他性格孤僻，不愿接触社会。从表面上看，是高傲的路遥，风光的路遥。他也说过一些大气磅礴的话，使人感觉到他生命中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激动。他对国内一些当红作品很少有溢美之言，经常是流露微词。对全国的作家，他看上眼的也没几个人。在文学界，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也可能因为他太实在、不善于应酬。他看不见尘世种种，眼睛只盯着自己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他自觉不自觉地伤害着亲人，伤害着朋友，伤害着同事，他陷入了思想者特有的孤独。
　　
　　
　　王天乐曾说过这样一件事，说路遥骨灰在西安三兆公墓存放了三年后，必须重新安放，墓地选在了延安大学校园。于是第一天他和弟弟王天笑把路遥的骨灰搬到作协院里，可悲的是没有一个人前来为路遥送行。他说决不为路遥感到悲哀，主要是觉得这个院里的儒士和名流们有失学者风度。是啊，路遥都去世三年了，作协大院里的朋友们还不能放下心中的不快么？
　　
　　
　　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吐露了自己内心真实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