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岸,曾经像是一生也回不来的地方。
但高秉涵和那些一直坚称自己“旅居台湾”的老人一样,从未放弃寻找触摸故乡的机会。菏泽同乡卞永兰就是其中的一位。上世纪60年代,她取得了阿根廷护照。1982年,她终于在从阿根廷到台湾的旅途中找机会回到菏泽。
她的记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在台湾的菏泽同乡对她的请求,有的想要张“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请她去找一找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亲,有的则请她带回点家乡的特产。高秉涵也对她说了个请求:“带点家乡的土回来吧。”
卞永兰回到台北的第二天,菏泽同乡举行了一场大聚会。许多人脸上神情紧张,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在一起。
分特产时,人多物少,最终定下“每户烧饼一个、耿饼三只、山楂和红枣各五粒”。之后则要分配卞永兰从菏泽提回来的整整3公斤泥土。因为高秉涵是律师,他被指派执行“分土”。经过激烈的争论,同乡们约定必须凭籍贯栏中写有“菏泽”二字的身份证方可领取,并且“每人一汤匙,不可多得,分土者因责任重大,可分到两汤匙”。
直到今天,当高秉涵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还记得四周静得“落下一颗尘土也听得见”,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大声喘气。他一手拿汤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将汤匙里冒出的土尖拨平,再倒在一张白纸上。
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一层灰黄色的泥土,仔细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为双手颤抖,还没等包起纸包,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边捡土,一边流泪。最后,高秉涵又给他分了一汤匙。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乡们脸上“又得意又哀伤”的表情,让高秉涵终生难忘。
这个“分土人”,将一汤匙泥土锁进了银行保险箱,同样在那个保险箱里的,还有他和太太多年来积攒的金条、金饰。而另一匙泥土,则被倒进了茶壶,加满开水,“每次只敢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个星期才喝完”。
这些带着“故乡味儿”的泥土,其实“没有什么味道”,但高秉涵一边喝一边哭,“流出的眼泪比喝进去的泥水还要多许多”。
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终于还是变了
当年,逃难路上连绵的战火夺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是,一些东西被幸运地保存下来,直到今天:一张绵纸制成的菏泽县南华第二小学毕业证书、一张小学“流星排球队”的合影,以及“南华第二小学二级一班”的合影。
这几乎就是他所能看到的关于故乡的一切,尽管褪色发黄,却仍旧珍贵无比。除此之外,故乡留给他的是大把大把的记忆。当他发现“反攻”无望,便开始拼命地要记住过去的每一个片段,并将家乡的每一点细节都写在日记本中:“我家住小高庄的路南,院子里有棵石榴树。对门是金鼎叔家,他们家的黑狗很凶……”
他的家乡,就建筑在无数条细枝末节的记录之上。如今看来,它们大部分都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他写下了田里的野草,“白马尿、节节草、牛舌头草”,也记下了大豆、麦子、高粱、谷子,至于棉花,则“一黄一白两种颜色,快下霜的时候开花”。就连家里的小狗也被记录在册,“额头上有一道白线,名叫‘花脸儿’”。当然,还有村里的一棵老槐树、一眼井和村西边的一座小庙。
“拼命地记,就好像给我家照相一样,日记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老人比划着,“因为将来,我总要告诉我的儿女们,老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这样的7本日记,被他周围的菏泽同乡视为珍宝,每当想家的时候,总会向他借来看看。日记被来回传阅,直到翻得卷边儿、掉页。
199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高家储藏日记的地下室。日记毁了,但记忆还在。
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终于踏上回乡的路。
看上去,那里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庄。土地没有变,节节草没有变,金黄色的玉米还是被晾晒在那条熟悉的土路上。当高秉涵踏上那条路时,他感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就蹲下来,就哭吧”。
当然,更多的东西发生了变化。那条在年幼的孩子看起来很宽的村路,“今天看来原来这样窄”。他家的祖屋,如今虽然还长着金瓜和海棠,但居住在其中的已经是一家远房亲戚。他找到了小时候和自己一起捉萤火虫的玩伴“粪叉子”,可是粪叉子也老了,“弓着腰,拄着拐杖,走路很慢”。就连棉花的开花时令,也向后延迟了两个节气。更何况,这里再没有他的母亲和姐弟了。
这个被他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终于还是变了。
“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高秉涵总是不能忘记那个清晨,他离开了母亲,离开了自己的村庄。
那是1948年,山东菏泽正处于国共两党的“拉锯区”。当地的一些老人回忆,那时候“不是******回来了,杀了******,就是******回来了,杀了******”。在这块被反复争夺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亲高金锡被枪毙。母亲宋书玉告诉儿子,“你的父亲是******。”
当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开始陆续向长江以南撤退时,宋书玉为了不让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儿子也死于非命,决定将他送到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的“流亡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