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敌人却从来都没有变过。他无处不在，无相无形。他就站在你的必经之路上，与你狭路相逢时，不仅会像斯芬克斯那样引发你对人生、命运、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三姐妹——的诸般疑窦，如果你试图挑战他，他会毫不犹豫，伸出一根小指头，将你打倒在地。
但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99.99%的情况是——人们闭上眼睛，假装这个永恒的敌人并不存在。一旦你闭上眼睛，他会马上像好基友一样，把胳膊搭在你肩上。
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名为《这一代人的可爱与可憎》，李皖在文中这样评论以高晓松为代表的那代人：
“可憎的，是‘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样的花言巧语。过分蔑视眼前，将现实问题污名化，其实是不承担责任的逃脱。求知欲和远观使过了劲儿，任何现实都可以不看，照样过得了诗意生活，只需将眼光转向远方。这一代人天造地设的养成，有这个危险和危机：将一切苟且苟且，将一切苟且用抽离现实的方式远隔。
已是如此苟且，还要显摆优越。这个太坏。”
李皖批评得没错，高晓松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批判现实的动力，他们的生活不在这里，而在别处，普通人两脚生根，高晓松早已肋生双翼。中国不再是命运攸关之地，而是堆满了金钱的宝山。自由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和抛弃责任同时发生的。
但是，苛责他们似乎同样失之轻佻。自由本身没有任何值得批评之处，通过个人奋斗获得的自由就更加令人向往，一位我尊敬的媒体前辈告诉我：“在中国，要想出头只有靠个人奋斗。”况且，高晓松们虽然远离了现实，至少还保留着焦虑。焦虑，就像是游子随身带着的一抔故国的泥土，是他们与现实之间的风筝线。《奇葩说》第一季海选时，面对一位为毕业后该去哪家公司苦恼的清华高才生，高晓松勃然大怒，他摇着扇子直斥对方：我对你太失望了，名校生应当以天下为己任，而不是整天求田问舍！
这再明显不过的表达出高晓松对现实的关切，只不过，和我们一样，他自己闭上了眼睛，却指望别人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之前写过一篇对李宗盛吹毛求疵的文章，指责他已经实现了自由，却还是在勤奋的制造《山丘》那样灌给中老年男人的廉价鸡汤。人生到了李宗盛那个阶段，想必已经和永恒之敌照过面了。作为一个听他歌长大的男人，一个曾把他视作心灵倾诉对象的歌迷，我希望听到他描述和时代敌人遭遇的情形，那必然的失败如何到来，那构成了命运底色的痛苦如何笼罩星空——这未必是他的责任，但我希望是，因为我觉得这责任意味着一种荣耀。
唐代诗人陈子昂描述过这种感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当与时代之敌猝然相遇时，痛哭再自然不过了，哭声像是一种宣言：我看见你了，我没有闭上眼睛，我将凝视你。哭声远比个人短暂的生命更有穿透力。除了陈子昂的怆然之涕，还有三段哭声响彻于中国历史：荆轲与高渐离、狗屠的燕市之哭，孟姜女的倾倒长城之哭，以及阮籍的穷途之哭。哭意味着清醒，意味着睁开眼睛，面对永恒之敌。这四段哭声，比任何语言、文字、影像都更能传达命运的真相和生命的本质，那就是失败和痛苦。
并非没有战胜时代之敌的方法。《射雕英雄传》里，黄裳隐居数十年，终于神功大成，没想到已经有一种力量将他的仇敌收拾了，这种莫能御之的力量，名叫时间。时间终究会缓慢的瓦解时代之敌，尽管后者会转世投胎。
但问题是，这方法对个人毫无意义，个人数十上百年的生命长度，仅够剪掉永恒之敌的一片手指甲。
指望个人把数十年时间花在剪掉一片手指甲上，那不叫高尚，而是酷刑。每个人都想赚取财富，实现自由，享受生活，想躺在海边的沙滩上，沐浴在阳光之中，和美人们厮混在一起。这样的追求应当获得尊重。
但是，如果一个人一生中从没睁开眼睛，不敢体验失败，从未在某个瞬间尝试过“剪指甲”，那这样的人生就再明白无误的诠释了上文中提到的两个字：苟且。
所以，我有一个很不好的爱好：喜欢看到他人的“失败”，如果这失败发生在名人身上，就更值得研究。成功和失败相比，显得短暂和偶然。在一个总体失败的时代，成功很容易滑向耻辱。比如高晓松，他在恒大、阿里的经历，我觉得就不如他在狱中那半年更有价值。
最近，姚明也遭遇了一次失败。作为CBA上海大鲨鱼俱乐部老板，姚明联合18家俱乐部，组成中职联公司，试图掌控即将组建的CBA公司的主导权。这当然触动了中国篮协的利益，因此，姚明的诉求理所当然被篮协毫无通融余地的拒绝了。
以姚明的精明，不可能不知道这是场必定失败的谈判，但他仍然去谈了。我不想分析其中的利益算计，我想指出的是，至少在和篮协官员关在会议室的那两个小时中，姚明是个“剪指甲”的人。
人生最大的失败，应该是死亡。凯撒说过一句成功流的名言，令人印象深刻：“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不过与之相比，我更喜欢《圣经》中那句，我觉得它应该刻在失败者墓碑上：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