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习惯将现在的高考比拟为古代的科考，其实科举要比高考重要得多，高考只是高校录取新生的门槛而已，科举却是传统社会选拔贤能之士治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
如果我问：古代的科举考试考什么？也许你会不假思索地说：考八股文呗。
但这个答案并不准确，至少不够全面。相对于科举制度，八股文的历史要短暂得多，科举制创立于隋朝，而八股文要到明代才出现。即使在明清时期，科举也不仅仅考八股文，明代的乡试要考三场，首场试经义，此即所谓的“八股文”，第二场试“论”及应用文写作，第三场试“策”；清代的乡试也是考三场，首场试经义及韵诗，第二场试经文，第三场试“策”。在八股文尚未登场的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就更丰富多样了。
宋代的科考实行两级试：发解试与省试。发解试相当于初试，由各州郡主持，考生通过发解试获得参加省试的资质；省试相当于复试，由礼部主持，被录取者便可从此步入仕途。至于殿试，通常都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宋代科举又分进士科以及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明经各个专科，以选拔专业人才。此外还有“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的特别考试，叫作“制科”。其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录取的人数也最多。后王安石罢诸科，只保留进士科与制科，另设新明法科遴选司法官。
我们要介绍的主要是进士科省试与殿试的试题。宋代省试的科目虽然屡经变革，但有四个科目是必考的：诗赋，经义，论，策。殿试通常都是试策。各个科目各有其功能，用宋人的话来说：“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
我们都习惯将现在的高考比拟为古代的科考，其实科举要比高考重要得多，高考只是高校录取新生的门槛而已，科举却是传统社会选拔贤能之士治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的设计目的，是识别、发现优秀的治国人才，“网罗天下之英隽”，因此需要以试诗赋考查应试者的文学才情与审美能力，以试经义考查对经典义理的理解与阐释，以试论考查应试者的学识与见解，以试策考查解决时务的识见与才干。
宋人轻诗赋而重经义、策论，如司马光极力反对以诗赋取士：“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大者道徳器识以弼谐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县，其次方畧勇果以扞御外侮，小者刑狱钱谷以供给役使，岂可专取文艺之人，欲以备百官、济万事邪？”诗赋题目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经义与策论的重要性则得到强化。
从答题形式上看，试经义、试论、试策都有点像今天的高考作文，都是以议论文为主。考试时，主考官会在试场前面挂出一块帘幕，“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一般考三场或四场。
具体来说，试经义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明清时试经义演变成考八股文，从外在的文体形式到内在的思想都严重僵化，但在宋代，人们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考生可以自由解经、传注、质疑古说、阐发新见，“借他题目说自家道理”，甚至不乏“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者。
试论，则类似于命题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评论经史记载的某个典故或某一位历史人物。北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科省试的论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典出《尚书》孔安国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换成现在的说法，这题目就是“论疑罪从轻”。当年苏轼的应试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获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还杜撰了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连欧阳修都不知出自何典。这要是放到明清时期，恐怕有欺君之罪。
试策跟今天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差不多，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时务提出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所以又称“策问”，考生的回答则称“对策”。对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洒洒写了上万言的对策。由于策与论都是议论文体，宋人又将两者并称为“策论”。
策问往往可以体现出题者的“问题意识”，许多当过主考官的宋朝文人都对自己拟出的策问题目有些“敝帚自珍”，将策问收入自己的文集。如《欧阳文忠公集》收录有策问多道，其中一道问：“周天子之田方千里，号称万乘，万乘之马皆具，又有十二闲之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车马，车马岂不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其牧养之地又几何，而能容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广矣，常患无马，岂古之善养马而今不善乎？宜有说以对也。”此题涉及对宋朝缺乏良马问题之关切，而要问答这道策问，不但需对马政有切实见解，也要掌握一定的数学、几何知识。
熙宁四年（1071），苏轼担任开封府试官，出的策问题目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试述专权的优劣”。当时王安石与宋神宗正推行新法，王氏“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出现专制的苗头。苏轼拟此题目，自然是想引导考生对君相“独断”时局的注意与思考。
我没有检索到当年考生的应试作文，不过南宋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参加殿试时的一篇长篇对策（全文超过一万字），其中一段话倒是可以用来回答苏轼的策问：
臣闻公道在天地间，不可一日壅阏，所以昭苏而涤决之者，宰相责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责，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三省枢密，谓之朝廷，天子所与谋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于中书，昔人谓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国初三省纪纲甚正，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宫府之事无一不统于宰相。是以李沆犹以得焚立妃之诏，王旦犹得以沮节度之除，韩琦犹得出空头敕以逐内侍，杜衍犹得封还内降以裁侥幸。盖宰相之权尊，则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