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读曼德拉的传记，这本700多页的曼德拉自传读下来，我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个反政府50年、坐牢近30年、长期倡导武装斗争的“乱匪”，落到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者手里之后，竟从没挨过打。
有一次几乎被打了。那是1963年5月，曼德拉刚进卢本岛监狱时。狱警要求这些新来的犯人跑步前进，曼德拉对一个狱友说：“这可不行，一旦开了这个言听计从的先例，以后就任人宰割了。”于是他和这个狱友走到队伍的前面，不但没有开始跑步，反而放慢了脚步。狱警勃然大怒：“听着，我们可以杀了你，你的家人不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些什么!”曼德拉答道：“你们有你们的职责，我们也有我们的。”边说边慢悠悠地走到了牢房里。狱警只好灰溜溜地跟了进去。
另一次情况更奇特。那是1975年，曼德拉关押在卢本岛的第12年。那天他因妻子温妮来访的事和监狱长普林斯发生了争执，争执中，普林斯对温妮出言不逊，把曼德拉给惹火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绕过桌子向他走去。普林斯向后退去，但我及时控制住了自己，没有用拳头，而只用言词教训了他。我是个反感说脏话的人，但是那天我违背了自己的准则。”注意，在这段描述中，曼德拉是那个几乎动手打人的人，而监狱长则在惊恐中“向后退去”。
这些事情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第一，南非那些种族主义者是坏人，因为他们把一个反种族隔离的斗士给关进了监狱；第二，他们又坏得不成气候，因为他们还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随便打人。当坏人在使坏但又坏得不成气候时，好人就有了机会。曼德拉就是在种族主义者的道德之下、底线之上的这块空地上施展身手，领导南非人民“站起来了”。
我为什么会对曼德拉有没有被打这个细节特别留心呢?这是因为“打人”是近来一些热点事件的关键词。比如有个叫倪玉兰的律师因为拍摄强迁现场被打成终身残疾，还有湖北穿着法袍上访的冯缤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再联想到几年前魏文华因摄像野蛮城管被当场打死，孙志刚因为没带身份证被打死，以及离奇的“看守所死亡”事件……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有些人是没有底线的。
孔子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人要有底线。底线对不同的人来说，高低当然不同。比如拿吃东西这事来说，纯素食主义者出于动物保护理念，不但不吃肉，连鸡蛋和牛奶都不吃；素食主义者次之，底线是不吃肉；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肉还是要吃的，但是如果该肉来自于可爱的小猫小狗时，就会忍不住皱起眉头；对于很多人来说，吃点狗肉也没关系，但是听说有人敲开活猴子的脑袋吸脑髓或者把狗熊终身囚禁在笼子中每天活取胆汁，多半也会感慨两句“没人性”……令人困惑的是，那些对敲开活猴子的脑袋或者把狗熊变成胆汁机无动于衷的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
同样，政治操守的底线对于不同的人高低也不同。比如，有的人底线比较高，可以为他人的痛苦——比如走失的黑窑民工或无处伸冤的访民——奔走呐喊，可谓“主动行善”；有些虽无心做个维权活动家，但至少洁身自爱、独善其身，可以说“不行善亦不作恶”；有些人则属于“被动作恶”，随波逐流，能升官升官，能发财发财，能混注水****混注水****……但即使是这种人，要让他去打残一位女士或打死一个路人，多半也会摇头……那么，那些把倪玉兰、孙志刚、魏文华打残打死的人，那些“主动作恶”的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
我对那些没有底线的人很好奇。对于这些人，我的好奇甚至多于愤怒。比如，那些打残倪玉兰还不允许她使用拐杖的人，看着她每天在地上爬行时，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呢？
每次我试图想象这些人的心理活动时，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些人小时候也爱吃冰淇淋吗?他们每只脚的脚趾也会是5个吗？以及，他们会不会在夜深人静时突然从脑袋里掏出一个插头来充电呢?
相比之下，曼德拉要幸运多了。不但狱警不敢动他，很多“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简直是他的卧底。1956年，政府以叛国罪起诉他时，审了4年，最后法官竟本着司法独立的原则宣布他无罪。1964年，政府再以煽动暴力罪起诉他时，这次因为他组织武装斗争证据确凿，法官宣布其有罪，但也顶住压力未判其死刑，从而保住了“革命的火种”。有一次庭审之前，公诉人突然撂摊子不干了，他跑过去跟曼德拉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
“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显然，这些人在制度中随波逐流时，漂着漂着突然触到了一种叫做“底线”的东西。他们低头一瞧，这是哪儿呀？于是他们想，老子不干了。这种“老子不干了”的底线时分，很多人都遭遇过。电影《他人的生活》里，韦斯勒当了20多年特务，在被其窃听对象真挚的爱情打动之后，遭遇了这个时刻；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当托马斯被当局要求自我批判时，也遭遇了这个时刻。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遭遇这个时刻，他们在作恶的道路上一往无前，春风得意马蹄疾。
有位小说写手曾悲悯地写道，“这个世界上并无一人值得鄙夷。”不那么悲悯的我却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些人令人鄙夷。对这些人，这些穷尽其灵魂也听不到“咯噔”一声的人，我又好奇又鄙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