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这本书的第二天，我带着六岁的女儿，去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
还没到，就发现博物馆有特别的节目，门口高高挂了两道大布条，写着好大好大的英文字——“远征（Expedition）”。
一进门，就有人走过来，送给我小女儿一个本子；
“小妹妹！要不要参加远征？这小本子里介绍了我们的博物馆，从古到今，从美洲到非洲、亚洲都有。你只要把每个部门都看了，而且请每个部门的人为你在小本里曾盖个章，拿回我们这里，你就可以得到远征成功的奖赏——一本填色书。”
于是，我们开始一关一关跑。我已经走得很快，小丫头还嫌慢，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地找“盖章的地方”。
终于，在跑完四层楼，几十个展示厅之后，五个章盖满了，远征成功！她得到了填色书。
然后，我们回家。
坐在车子里，小丫头已经迫不及待地翻阅她的奖品，连我叫她回头看曼哈顿美丽的夜景，她都没反应，只是，我再想想，今天一下午，她对博物馆哪样东西有反应呢？包括我和妻在内，我们都好象不曾细细看过任何一样展品，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快找到盖章的地方。
我相信博物馆安排这样的节目，一定有他们的美意。可是，他们的美意会不会产生了反效果？过去每次带女儿到那儿，我们慢慢逛、慢慢看，可以在中美洲一个陶制的玩具前面，读博物馆的说明，知道那轮子或许传自中国。也可以在亚洲人馆，细细看中国人的族谱，一面教小丫头认中文，一边分析给她听。
可是，今天，我们除了腰酸腿痛，和得到那本填色本，真是连博物馆的橱窗都不曾好好看过。
为什么？因为我们失去求知的欲望，只想到“现实”的目标。
使我想起有一次返台，朋友开车带我去阿里山，匆匆忙忙地，在高速公路上一路超车。冲上山顶，住进旅馆，第二天天不亮就动身，跑到观日出的地方。偏偏当天下雨，又有雾，非但没见到日出，连远山都看不清。于是，“他又带我冲回台北。
“上阿里山，就是为着日出。”他说：“没见到，真扫兴！”
我真不了解，他心里为什么只有那一个目标。其实一路的风景，甚至山上凉凉的空气，和路边的小草、山头的早樱，不都很美吗？
这也使我想起名教育家夏丐尊先生批评传统文化的一段话。他说中国人常讲“娶妻生子”，“养儿防老”、“行善福报”、“升官发财”，似乎娶妻就为生子，行善就为福报，升官就为发财。
我则要继续探讨他说：“升官发财”前面是什么？是“读书”和“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这两句话，我们从小就说，父母师长也总拿“它”来训诲我们、安慰我们。告诉我们：“好好读，拼命念，今天少睡、少玩，少想，牺牲一点没关系！只要考上了理想的学校，就随你玩、随你想、随你睡了！”
我们似乎从来不曾怀疑这句话。但是今天，我要说：
这句话害了中国！中国文化之所以缺乏生机勃发的力量，就是因为年轻人最具创意的那十年，都被元人间的寒窗埋藏了。当你终于“一举成名”。你可能背熟了圣人诗书，也可能下笔万言，你所有的技巧都成熟了，却永远失去那段青春的创意。
我常盯着我十六岁画的“少女像”，心想：“太好了、大感人了！我今天技巧虽然好，却再也画不出来。因为，我失去了那份激情。”
谁能说年轻人的创作青涩，不足取？青涩有青涩的价值！有青涩的美呀！
记得有一天，我去看红木家具展，试着坐坐大师椅，觉得好舒服，因为那椅子虽然硬，却正适合我这患“坐骨神经痛”的人。
我买了两把回家，常坐在上面看书。可是，有儿子跟我聊天，我叫他坐，他宁愿坐在地毯上，也不坐太师椅。
“那是老人家的东西，大硬、太难受！”他说。
我突然一惊。想到旧时代的厅堂里，全用这种老人家的东西，难道那时的年轻人跟现在不同？小小年岁就爱坐太师椅？还是因为整个中国旧社会，都以中老年人为主角，一方面忽视了年轻人，一方面强迫下一代，接受“中老年的文化”，用中老年人的价值观，看这个世界。
我们的文化真是太老大了。即使到今天，这个天涯咫尺、资讯爆炸的时代，仍然摔不掉古老的包袱。
明明可以电脑自动驾驶的，我们要用手操作，甚至跟电脑冲突。明明可以一板一眼；依法执行的，我们要讲人情。明明眼前有无数条路，可以让我们走，我们偏偏告诉自己：“只有一条路，考不上，一生就完了！”
我们把科举的遗毒带到今天！
更可怕的，是我们把读书作官、升官发财这“思想的单行道”，也带到今天的社会。
人们常说社会病了！病在哪里？
我要说：“病在文化！”
当我们让每个人从孩提时代，心里就只有一条单行道可走。他们长大之后，怎能不功利？怎能听得进新观念？又怎能敞开心胸接纳不同的人种与文化，成为一个“世界人”？
多年来，我很不自量力地，出了一系列书。由《萤窗小语》，《点一盏心灯》、《超越自己》、《创造自己》、《肯定自己》，《人生的真相》、《冷眼看人生》到这本《我不是教你诈》。我要很坦白他说，我实在是设计了一串东西，希望在无形，也就是在读者不知不觉中，把“另一种观念”带给大家。
在这本书里，我很少下独断的结论，只提出一些建议，说出几种可能。我宁愿留下较多的空间，让读者自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