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裴先生一年多，写下洋洋二十几万字她的传记，猛然回首的刹那，心里却是空白。倘若一直在一个人的身后，她会遮住你的光芒，但你又愿意被遮住。我现在的感觉便是这种淡然的心情。
裴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我想，她首先是一个女人，有夫有子有家有生动的爱情，接下来才是一个演员，一个艺术家，一个前有古人或许后无来者的—代红坤生。
她注定是一个传奇。
写裴先生的文章太多，浩如烟海，随便哪一篇都是裴先生的戏如何好，人如何凛凛，但真正读懂裴先生的有几人?陌上尽是看花客，真赏寒香有几人?有人看了一辈子她的戏，谁知道她内心的孤傲苍凉?谁知道她真的可以为戏生为戏死?
她少年便走红，不知不觉间，天地玄黄里，梨园就有了她这一号——5岁登台，9岁挑班，十几岁给毛主席演戏，又因一场微妙爱情惊天动地，再加上人红是非多，小小年纪，内心早就一片丰盈。
但她仍旧一心扑在戏上。她晚年在《响九霄》中唱道：戏是我的天，戏是我的命，戏是我的魂，戏是我的根……其实是她一生的写照。她说如果不唱戏不知道自己还会干什么。她只能选择唱戏，或者说，是唱戏选择了她。彼此确认，别无选择。
她不好吃，简单小菜，包个饺子，煮个面条……年轻时架个电炉子烤几片馒头，散了戏，就着小咸菜吃。老了，又有钱又有名气，仍旧朴素贞静，大饭店她吃得不香。
亦不好穿。衣服就那么几件，都只是属于裴艳玲的衣服——一水儿的中式对襟衣服，老裁缝做的，一缝几套，春夏秋冬都有了。因为永远传统，所以永远前卫。去香港演出的时候，裴先生在后台化妆，她脱去外套，再脱去秋衣，露出一件男式大背心，老牌子，天津“白玫瑰”牌。看后心里一酸，继而喜悦——管它呢，八块钱的背心，到台上照样艳压全场。
又几乎不用化妆品，清水洗脸，用两块钱一盒的雪花膏……但皮肤又这样好，于是偷偷看她到底用什么。总是看到那盒雪花膏，如此而己。
她爱茶，家里养着几百把紫砂壶。养紫砂壶如养人，每把壶脾气不一样，她都懂得。亦爱和真正的茶家论茶，大红袍如何，太平猴魁如何，何时喝什么茶，她讲究。到她家喝茶聊天谈戏，是很多艺术家曾经亲身体会并欢喜的，一定要谈到后半夜，一定要谈到尽兴。
她骄傲狂气。经常沉默，一言不发。倘若逼着她发言，她会站起来破口大骂，才不管你有多大名气，才不管你是什么权贵。这样的贞烈品德，几乎独一无二。
有时候觉得她既没有性别也没有年龄。有哲人说，人的最高境界是雌雄同体。她站在那里，宽衣长袍，短发凛然。眼神又似少年，动人之处，散发光芒。65岁的人，有时似孩童，奔跑着扮个鬼脸，又喜爱那田野间的自然之物，去挖红薯、剥花生……家里仿佛大自然一样，用最原始的木材做成床，大俗，大雅。
原本是民间或农村的老东西，乡间轧场的碌碡、水井边的石头、喂马的槽子、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木窗……搬到她家里，成了艺术晶。
裴艳玲从农村来，带着地气，她喜欢这些东西，也迷恋那大地散发的气息。坐在木桌前，喝茶，养那些紫砂壶，抱着小狗说话，听戏，这就是她的生活了。简之。又简，素之又素。
裴先生演了一辈子戏，最后不懂了：我到底要什么?她不停地追问。其实人到高处，总是在问。就像沈从文先生最后也在追问，但最后终于给出答案：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有多少人理解裴先生呢?她演了一辈子男儿，都是大英雄，私底下，也难免有了几分男儿英气——有时远远看她，她站在那里，像风，一道永远看不清的风。只是不像凡间的老太太，她65岁了，却依然是少年样，眼神忽而露出狡黠，忽而又单纯干净似孩童，只是没有老年人的暮气，真是奇了。她修成自己的神，却又不自知。
每每有戏迷千里万里追赶，亦有追随几十年的“粉丝”。她有时记得，有时不记得。早已真语世情空，只演自己的戏。好像台上只有她一个人，她无视台下，也根本不必去讨好观众。这一辈子，她只负责讨好戏台。
去香港演出，她化好妆坐在镜子前。化妆室里只有我和她。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我看着镜子中的她，一言不发。镜子中是一张没有年龄的脸。
戏散了，台下疯狂了。她跳上鼓师的背，吹着口哨，仿佛少年——离了戏，她活不了。
有时候忽忆前生，她也感慨——“有—年我去香港算了一卦， 说我曾有三父， 曾有三母……”三父，生身父亲、养父、现在的师傅。三母，生母、两个继母……细说前情，总是一句话：跟你最亲的人，有时候和血缘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也是前生注定。
人到最后要什么?剩下什么?她多数时候是一个人，守着一幢堆满老家具的大房子，养着六七条狗，抱着复读机听戏。总是听余叔岩，她说：“老的好，老的有味。”有一次到她家去，正是秋天，小院子里铺满了细碎的阳光，透过窗户看到先生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屋子里响着余叔岩老先生的“十八张半”，她身边倒着的几只小狗也在睡觉打呼噜，阳光打在她的脸上，呈现出—种金属的光泽。那一刻，忽然悟到她说的话：“人到最后，剩下的只有自己，和自己身上的那点玩意。”
裴氏艳玲，所有一切，都是她自己的前生与今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