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上，越短的刀子越刺得深。
但文学不是武器。
文学家要“过去”要“现在”要“未来”。
尤其看重“未来”。
政治家只要“现在”，无视“过去”。对待“未来”像对待“过去”一样，是不在话下的事。
所以政治家为所欲为地摆布文学家，文学家翻“过去”、展“未来”给政治家看；不看，即使看了也等于不看，因为——前面已经说过。
轻轻判断是一种快乐，隐隐预见是一种快乐。如果不能歆享这两种快乐，知识便是愁苦。然而只宜轻轻、隐隐，逾度就滑入武断流于偏见，不配快乐了。这个“度”，这个不可逾的“度”，文学家知道，因为，不知道，就不是文学家。
专制独裁的王国中，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两个国王。
点到这里可以为止。而索尔仁尼琴不为止。
点到这里可以为止。
把椅子放在桌子上，把桌子放在床上，把床放在屋脊上——文艺理论家就这样终其一生。在某国。
床自己从屋脊上下来，桌子自己从床上下来，椅子自己从桌上下来，这是聪明的桌和椅。笨椅笨桌笨床就定在那里不下来了。
太阳照着屋脊，不久太阳下山，夜，夜尽，屋脊上又显出床，床上桌子，桌上椅子——文艺史家就这样写下来，而且拍了照片。
中国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是欲辩已忘言。
欧陆文化精神的整体表现是忘言犹欲辩。
为了显示形，故意无视质，消退质，以立新奇。二十世纪末的艺术大抵是这样。偏巧这一时期的艺术家本身先天性缺质，也就少有求质的愿望，于是纷纷顺势投入求形的潮流中。二十世纪至此已呈凋零。
一具锁，用一个与之不配的钥匙去开，开不了，硬用力，钥匙断在锁里。即使找到了与锁相配的钥匙，也插不进去——而且锁已经锈坏，别以为那个与锁相配的钥匙就开得了——在比喻什么?
“当真，为什么我们遇见一个畸形怪状的身体是不激动的，而遇见一个思路不清的头脑就难以忍受，不能不愤慨起来了呢?”
“因为，一个跛脚的人，承认我们走得正常，而一个跛脚的精神，却说我们是跛脚的。若非如此，我们就不致恼恨他们，反使可怜他们了。”
蒙田和帕斯卡尔之所以能这样娓娓清谈，是缘于都未曾见过一个浑沌的头脑能把亿万头脑弄浑沌，也未尝身受过跛脚的精神纠集起来把健行者的腿骨打断。
现代艺术是竹花。
到了壮年中年，想一想，少年青年时期非常羡慕的那个壮年中年人，是否就是目前的自己——是，那很好。否，那恐怕是来不及了。
到了老年残年，“否”了者不必想，“是”的者再想一想，壮年中年时期非常羡慕的那个老年人残年人，是否就是目前的自己——是，那很好。否，那就怎么也来不及了。
而对于两度“是”者，还得谨防死前的一刻丧失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