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在山上做了一个捕鸟的网，带他去看有没有鸟入网。
哥哥自豪地对他说：“我的那面鸟网仔，飞行的鸟很难看见，在有雾的时候逆着阳光就完全看不见了。”
跑到网前，他们一边喘着大气，才看清哥哥今天的收获不少，网住了一只鸽子、三只麻雀，他们的脖颈全被网子牢牢扣死，却还拼命地在挣扎，“这网子是愈扭动扣得愈紧。”哥哥得意地说，把两只麻雀解下来交给他。他一手握着一只麻雀，感觉到麻雀高热的体温，麻雀蹦蹦慌张的心跳，也从他手心传了过来，他忍不住同情地注视刚从网上解下来的麻雀，他们正用力地呼吸着，发出像人一样的呼吁之声。
呼吁之声在教室里流动，他和同学大气也不敢喘，静静地看着老师。
老师正靠在黑板上，用历史课本掩面哭泣。
他们那一堂历史课正讲到南京大屠杀，老师讲到日本兵久攻南京城不下，后来进城了。每个兵都执一把明晃晃的武士刀，从东门杀到西门，从街头砍到巷尾，最后发现这样太麻烦了，就把南京的老百姓集合起来挖壕沟，挖好了让他们跪在壕沟边，日本兵一刀一个，刀落头滚人顺势前倾栽进沟里，最后用新翻的土掩埋起来。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你们必须记住这一天，日本兵进入南京城，烧杀奸淫，我们中国老百姓，包括妇女儿童被残杀而死的超过三十万人……”老师说着，他们全身的毛细孔都张开，轻微地颤抖着。
说到这里，老师叹息一声说：“在那个年代，能一刀而死的人已经是最幸运了。”
老师合起课本，说她有一些亲戚在南京，抗战胜利后，她到南京去寻找亲戚的下落，十几个亲戚竟已骸骨无存，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存在过，她在南京城走着，竟绝望的悲痛而昏死过去……
老师的眼中升起一层雾，雾先凝成水珠滑落，最后竟掩面而哭了出来。
老师的泪，使他们仿佛也随老师到了那伤心之城。他温柔而又忧伤地注视这位他最爱的历史老师。老师挽了一下发髻，露出光洁美丽饱满的额头，她穿一袭蓝得像天空一样的蓝旗袍，肌肤清澄如玉，她落泪时时那样凄楚，又是那样美。
老师哭了一阵，站起来，细步急走地出了教室。他望出窗口，看见老师从校园中两株相思树间穿过去，蓝色的背影在相思树中隐没。
哥哥带他穿过一片浓密的相思林，拨开几丛野芒花。
他才看见隐没在相思林中用铁丝网围成的大笼子，里面关了十几只鸽子。
哥哥讨好他说：“这笼子是我自己做的，你看，做的不错吧!”他点点头。哥哥把笼门拉开将新捕到的鸽子和麻雀丢了进去。他到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哥哥一放学就往山上跑。
“为什么不把鸟带回家呢？”他问。
“不行的,”哥哥说，“带回家会挨打，只好养在山上。”
哥哥告诉我他，把这些鸟养在山上，有时候带同学到山上烧烤小鸟吃，真是人间美味。在那样物质匮乏的年代，烤小鸟对乡下孩子确有很大的诱惑。
他也记得，哥哥第一次带两只捕到的鸽子回家烧烤，被父亲毒打的情景，那是因为鸽子的脚上系着两个脚环，父亲看到脚环时大为震怒，以为哥哥是偷来的。父亲一边用藤条抽打哥哥，一边大声怒孔叫：“我做牛做马饲你们长大，你却去偷人家的鸽子杀来吃!”
“我做牛做马饲你们长大，你却……”这是父亲的口头禅，，每次他们犯了错，父亲总是这样生气地说。
做牛做马，对着一点，他记忆中的父亲确实是牛马一样日夜忙碌的，并且他也知道父亲的青少年时代过得比牛马都不如，他的父亲，是从一个恐怖的时代存活过来的。父亲的故事，他从年幼就听父亲提起。
父亲生在日据时代的晚期，十四岁就被以“少年队”的名义调到左营桃仔园做苦工，每天凌晨四点开始工作到天黑，做最粗鄙的工作。十七岁，他被迫加入“台湾总督勤动报国青年队”，被征调到雾社，及深山里“富士社”去开山，许多人掉到谷里死去了，许多人体力不支死去了，还有许多是在精神折磨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和他同去的中队有一百多人，活着回来的只有十一个。
他小学一年级第一次看到父亲落泪，是因为父亲说到现在“勤行报国青年队”时每天都吃不饱，只好在深夜跑到马槽，去偷队长喂马的饲料，却不幸逮住了，差一点被活活打死。父亲说：“那时候，日本队长的白马所吃的粮，比我们吃得还好，那时我们台湾人真是牛马不如呀！”说着，眼就红了。
二十岁，父亲被调去“海洋陆战队”，转战太平洋，后来深入中国内地。据父亲说后来的两年过得鬼都不如，父亲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战火中过了五年，最后日本投降，他也随着日本军队投降了。
父亲以“日籍台湾兵”的身份被遣送回台湾，与父亲同期被征调的台湾日籍兵有两百多人，活着回来的就只有七个。
“那样深的仇恨，都能不计较，真是了不起的事呀！”父爱感慨地对他们说。
那样深的仇恨，怎样去原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