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一只中国足球队准备去柏林参加第11届奥运会男足比赛。 然而，当时的中国，积弱已久。国内政治经济弊端丛生，至于体育文化事业更是匮乏投入，处于严重“贫血”状态。 具体体现之一就是：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不给赴欧旅费，让球队“自己想办法解决”。 无奈之下，该队先借钱去东南亚，准备靠沿途打比赛赚取路费（相当于卖艺）。 ……
他们乘最低级的船，住最便宜的旅馆；他们有时都全体挤在一间大房间里，床位不够，就打地铺； 他们吃饭拣便宜实惠的吃，生怕省不了钱； …… 他们怕当地强队不肯和他们比赛； 他们怕比赛当天下雨，影响上座率和收入； 而在比赛时，由于担心当地主办单位作弊，球队分不到钱，因此除上场比赛的11人外，所有的人都到各入口处去“监票”。 …… 比赛中，人人拼命。即使有伤病或体力不济也常常咬紧牙关坚持上场。 他们必须得赢，得拼，否则分到的钱就少得多。 他们的队没有教练。 他们也没有随队医生。 他们从一个城市赛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辗转到另一个国家，踢完比赛的疲惫身体还得自己搬行李。
历尽坎坷，两个月后，他们成功抵达柏林。 然而，就在这短短两个月间，这支球队创造了骄人的战绩：他们先后踢了24场比赛，其中21胜，3平，无一败绩！（请注意：按上面的数据计算，他们几乎是每两天踢一场球！即使考虑到当时的足球比赛远没有今天激烈，但如此密集的赛程、如此恶劣的条件，在足球发展史上的任何年代都可以称得上是“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他们所过之处，当地华侨无不欢欣鼓舞，视他们为英雄。 他们所过之处，各国无不刮目相看，苏门答腊的一个苏丹（即当地君王)甚至要队员担任他们的教练。 …… 汗水后收获的果实总是格外甜美，尤其是那些心怀远大理想的人们。 现在遥想当年的这群英雄们，当他们在奥运场上代表祖国出场时，是何等样发自内心的激动与欣慰啊！ ……
1936年的德国，正好是希特勒的法西斯执政，种族歧视异常严重。 主办方非常轻视这群东方来的黄种人，根本没有给中国足球队安排练习场地。 事实上，长达两个月的疯狂比赛和长途跋涉已经损伤了队员的身体，伤病与疲劳困扰着他们。 没有正式练习场，队员们只得找些狭小的地方小心的做着练习活动，避免进一步受伤。 命运的考验却比想像的更严酷。
第一场比赛，中国队即遇到了现代足球的鼻祖、世界顶尖强队英国队。 队员们没有怨言，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比赛中。 比赛结果，中国队0：2不敌英国队。 实际上在比赛中，中国球员拼尽全力，在大多数时间里并不落下风，只是由于体力不支而在最后10分钟连丢两个球。 而且中国队上半场竟然率先破门，却被裁判吹为越位。 比赛结果让整个欧洲足球界惊讶。 赛后，希特勒亲自过来和队员们握手，还给每一位运动员送了一块金表作为礼物。 欧洲各地报纸也是一致好评，认为中国足球水平不亚于欧洲各国，队员均可与他们争一日之长，所差的是体力不如人。 但他们何曾知道，这支中国球队体力不如人背后的辛酸原因？！ ……
比赛结束后，队员们辗转欧洲各国，再次靠踢比赛筹集路费回家。 但这次，这批球员们已经赢得了欧洲各国足球界的普遍尊重。 抗战时，他们中有人拒绝为日伪服务，逃离日占区； 有人在后方组织球赛，为抗战募捐； 有人直接曾北上参军抗日，死于空难； 建国后，有人留在大陆，为新中国培养出大批足球人才，桃李满天下； 有人去了香港，荣获香港足总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有人去了台湾，率队获得亚运会冠军，并成为担任国际足联副主席的首位华人……
回顾这些前辈英雄的痛快事迹，却越感觉他们更像一些远去的背影，伟大而落寞。 1936年，我们曾有一支伟大的国字号足球队。 他们中的很多人拥有着远超出足球本身的个人魅力和传奇人生。 让我们记住这些背影的名字吧： 李惠堂、孙锦顺、李天生、包家平、谭江柏、徐亚辉、黄美顺、陈镇和、曹桂成、冯景祥、叶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