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备而来的Z镇长在酒桌上现场拿出1000元交给一旁的村会计，说钱不多，表示一点支持的诚意。他的举动感染了酒桌上的十来个村组精英，村委会W主任感慨地说：“Z镇长只算半个D村人，他能做到这样，又是政府的分管领导，我们作为土生土长的D村人，再不抓住机会，真是可惜。”这番话下来，YJA等表示，一定下决心尽快启动D村的新农村建设，村里的两委干部也都表示要支持D村组的新农村建设。
很快D村组筹资近30万元，YJA和父亲、弟弟三户捐资1.3万元，D村的新农村建设较为顺利地推进，当年还获得区里考核优秀等次。
这个例子发生的时间已是2010年，为了让村民参与，县乡两级领导使出浑身解数软磨硬泡，才促成了乡村的集体行动和社会团结。由此再往前追溯十多年，李达康县长自恃省委下派干部的光环加持，自信能够化缘到足够的项目资金，居然在资金缺口较大的情况下强行向全县摊派，村村掏钱，人人捐款，最终为了五块钱把一个农妇逼得喝了农药。回头看这桩公案，既是他致命自负、急于求成的性格缺陷使然，也是那个变革时期治理体系内在漏洞、政策供给缺失错位的必然悲剧。
李达康唯GDP论英雄的“成功”不可复制，易学习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迂回之路也非常人所能效仿。倒是他们共同的金山之殇及其教训，足以让今天各路真真假假的“改革明星”们深自警醒、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