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许多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所遭遇的改编之大，往往都是相当“辣眼睛”的。中国的著名悲剧《赵氏孤儿》，在传入欧洲后，由法国文豪伏尔泰执笔改编，1755年以《中国孤儿》为名上演，引起极大轰动，然而故事却发生了许多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改变：故事背景被改到宋朝末年，成吉思汗攻陷北京（这里有时空错乱，北京并非南宋首都），宋帝临终向大臣张惕托孤，为了保住皇族血脉，张氏决定将亲生儿子顶替。这还算是忠于原著的桥段，然而后面还有一些让人难以消受的桥段：张妻为救自己孩子，竟向成吉思汗道出真情，更不可思议的是，成吉思汗早年流落北京时，曾向张妻求婚，此时以此事为要挟，再度向她求爱。最终因其夫妻不屈，被感动的野蛮人成吉思汗宣布赦免他们，并将宋帝遗孤收为义子。
无论我们多么不习惯，这并不影响该剧成为法国戏剧史上的名著。越南古代文学上最著名的作品、号称是“越南《红楼梦》”的《金云翘传》，也是阮朝诗人阮攸根据中国一部不甚出名的章回小说《金云翘》改编的，加入了很多越南的背景与情节。史上最伟大的改编作品，可能是《金瓶梅》，兰陵笑笑生将《水浒》中原本仅有三四回的武松杀嫂故事，铺叙成一个结构庞大的长篇，当然也改变了许多细节（如西门庆不是被武松杀死，而是病死）。然而正是这样的变异，才给原著的解读和新作品的衍生带来了新的创造力。
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很多人能接受“创新”，但却不能接受“恶搞”，然而这两者其实都是“变异”，对你而言是“创新”的东西，在你爸眼里可能就是无法接受的“恶搞”；甚至前几年还无法接受的“恶搞”，过两年不仅被视为“创新”，甚至都已经是经典了。如果要想真心接受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那就不能仅从主观好恶（或接受度）来判定某一些变异是好的“创新”，而另一些则被斥为“恶搞”。重要的并不是这种充满道德性批评的词汇，而是这个改编所体现的创新到底好不好——只有那些恶意攻击、污蔑的才应另外看待。不然，如果你只想要“正确的创新”，那么很可能的结果就是：你可能会太过强调“正确”，而无法得到“好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