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也是消费的最大群体,他们生活是否稳定对社会是否稳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所以,人们经常会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到底怎样的人算中产?
世界银行采用广义的“中产阶级”分类法,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日收入超过2美元的人即中产阶级。根据此分类法,目前全世界70亿人口中,已有超过40亿的人达到该中产阶级水准。他们中的大多数能买得起一部手机,但是尚未企及能负担私车的水平。显然,此常用分类法所定的界线太低。
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狭义的划分标准为,收入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的人,其收入大约为人均年收入31000美元。该收入水平是购买一辆私车所需收入的7倍。世界上仅有约12%的人生活在人均收入超过上述分界线的国家,这之中极少有发展中国家。
这个标准换算成人民币大约年收入20万,显然,这个标准不会被很多人认同,觉得太低。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相关的讨论中,中产的标准被定得很高,要么年收入几百万,要么北上广深有两套房,还不能有贷款。但是,从全国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886元。这样的人均收入,真的能支撑起中产阶级以数百万,甚至千万的划分标准吗?中国的中产标准真的那么高吗?
高标准似乎得到了数据的支持。清华大学教授李强采用“社会经济职业地位指数”,即收入、工作、声望甚至权力,综合对各阶层进行了一个划分,结论是:中国的上层人口比例为5.62%,中产阶层为19.12%,下层为75.25%。在这差不多20%的中产阶层中,有73%的人处于和下层接近的过渡、边缘状态。换句话说,有超过七成的中产阶级,随时面临着滑落到下层的危险。
这个结论,某种意义上看,当然没错。中国的阶层划分,由于权利的长期扭曲,涉及到方方面面,北京一个年薪50万的白领,收入当然算高的,从个人收入排序的话,能占到全国的前百分之一、二,但是由于没有北京户口,他属于以教育控人的对象,孩子有可能不能在北京上学。要么当留守儿童,要么去一个很差的学校。这个时候,他就和已在京打工的农民工没有太大区别。
既然是中产,当然应该是一种体面的生活,如果说中产为了上重点学校而奔波是一种甜蜜的负担的话,为了子女接受基本教育而焦虑、奔走显然不是一种体面的生活。所以,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前20%的人群属于中产的结论也是成立的。因为除了收入,中国人还需要很多东西,比如社会地位、户籍等等,才能保持一个相对体面。
但是,无论如何,这在语义上是矛盾的。所谓中产,有一个中字,不管是从收入数量的中位数或者平均数,还是权利的多寡,中,就是指的中间。但是,上面这个研究结论推出的却是:20%的人属于中间状态,或者,更精确的说,中国人前20%的属于中间状态。显然,语义上的矛盾非常明显。
去2014年的减税大战中,民主党人认为20万美金以下的为中产,共和党人认为则认为低于131450美元的才为中产。也有将25万以下划分为中产阶级(其中15万以上为上层中产),25万以上为富人(约占人口的5%),40万以上为超级富人的(占人口的1%)。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美国的中层阶级占到一半或者65%。但即便美国最高标准,25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也才170万的样子,离不少中国人眼中的中产还差得远。如果把美国较低的标准拿到中国来,还不到100万,这就意味着,在美国的中产,拿到中国来,似乎才刚刚及格,立即变为下层了。显然,这是荒谬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首先,这也源于人们对现实的焦虑感。中产阶级,本是一个数量概念,即一国中占比例最大的中间层,但在一般人的眼中,未必和数值概念相关,而是意味着一种体面生活。这40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资产增值的速度也非常快,阶层变迁也非常大,人人都担心自己掉队。那么,维持一个体面生活,不至于焦虑,就不能仅仅处于人群的中间,而要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也就是说,要处于整个人群的前列。
何谓前列,没有具体标准,超过平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标准,但是,在贫富分化严重的中国,超过平均,在资产上却是一个很高的数字。2014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在数据发布之初,中国城市户口家庭平均资产247万元引起社会质疑,而家庭资产40.5万元的中位数却没有得到重视。主持调查报告的西南财大教授甘犁表示,中位数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的资产状况。只有14.3%的家庭资产超过了247万的均值。
可见,要达到平均值,必须在人群的前14.3%,那么,自然而然,人们眼中的中产标准也高了。
其次,这源于系统性的抽样偏差。所谓系统性偏差,是指由于违反了抽样调查的随机原则而导致的代表性误差。作为一个大众话题,大多数人谈到中产标准的时候,都不会用搞学术的那一套方法,查数据、做分析、抛出偏差,而只是从自己的观察与感受中得到结论。这就极大的可能出现系统性偏差。
什么样的人会讨论中产?流水线上的打工妹不会,整日工作在田里的老农也不会,会讨论中产的,只有中产本身,甚至是中产的那些有文化、会社会观察、参与公共讨论的人。这部分中产,一定程度上,在中产中,都属于条件较好的。那么,从这群人的社会关系来看,观察到的,就是与自己差不多的人群。他们的朋友圈中,不会有餐馆的服务员,流水线上的打工仔,种地的农民,那么,他的观察抽样,就已经出现了系统性的抽样误差。
而且,基于社交媒体的不可避免的特性,观察到的往往是幸福、炫富。朋友圈中,人们会发在国外的海滩上度假,但绝对不会发旅游的费用是分期的;会炫耀一个名牌的包包,但却会不会发这个包包用掉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会发自己的宽敞的房子,但不会发按揭都在靠父母支持。这个时候,系统性的偏差就进一步加大了,变为了社交关系与社交媒体展示的两种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