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斯通这个美国人，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国内出过一本传记文学，叫《渴望生活》，就是此人写的。该书写的是画家梵高，笔法带有老派记者的一惊一乍。好在当时娱乐业不发达，因此这类鸡汤读物也很畅销，又赶上梵高的《加歇医生》创下六七千万拍卖天价的新闻，买主还是启用高杠杆的日本土豪。
梵高的中国名声便由此奠定。太阳、麦田、向日葵，成了诗人们笔下新一批的流行意象，取代了星星和海滩。后印象派艺术常在似与不似之间，加之无需了解西方宗教神话的背景掌故，知识门槛较低，对于凡事只问大概齐的中国读书人，倒是蛮对脾胃的。早在70年代末，画家刘海粟就曾拿出自家收集的梵高、塞尚、高更等人的印刷品，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和年轻人分享。
这样的文化趣味逐渐酝酿成集体情怀。另有一本叫做《月亮和六便士》的小说随后问世，由于傅惟慈教授畅达的译笔，在大学生和文艺工作者中很受欢迎。小说男主是一个英国化的高更，孤标傲世，叛离红尘，十分符合当年直眉愣眼、衣领上翻的硬汉标准。更重要的是他的艺术很酷。毛姆这么世故的一个人，居然写出这么文青的小说，令人十分不解。
转眼几十年，传播艺术史知识的作者早已升级换代，变成了罗斯·金。这位加拿大作家，职业生涯始于历史小说创作，有点儿艾柯、拜厄特那种考据加悬疑的路数，但反应平平。他随后放弃小说，转向重述史实。他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布鲁内莱斯基的穹顶》（以下简称《穹顶》）获得若干奖项，而且进入《纽约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的畅销书榜单。
《穹顶》一书有个副标题，叫“佛罗伦萨大教堂记事”，一看就是要讲百花圣母大教堂。这座完成于文艺复兴早期的地标建筑，拥有佛罗伦萨老城的两个观景制高点，一是乔托监造的哥特式钟楼，再就是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的八角穹顶，相信不少朋友登临参观过。然而工程主体完成之后很长时间，设计中的圆顶始终停留在模型阶段——记得电视剧《美迪奇家族》里，那个教堂屋顶的大圆洞吧——直到建筑师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出现。
罗斯·金告诉我们，这个体量巨大的穹顶，至今仍保持着同类建筑结构的世界纪录。其中使用的大理石料，就多达三万七千吨；它的底座直径超过伦敦圣保罗主教堂三十英尺，比起华盛顿国会大厦的圆顶，规模大得更多。这些比对说明本书首先考虑的是英美读者。书中偶尔也有振聋发聩的议论：超大建筑项目永远涉及道德问题。
较少的情怀，更多的数字和细节，是现在这类读物的最大美德。研究考察做得越多越细，忽悠的余地就越小。面对量化的证据，庄严雄伟一类形容词，显得苍白而土气。罗斯·金还告诉我们，布鲁内莱斯基的施工方法尽管超前，甚至不用脚手架，但工程期间仅发生过三起致命事故。这在那个年代堪称奇迹。
这座穹顶成为现实，折射出佛罗伦萨这个率先富裕起来的城邦，背后的资金和技术能力。有美迪奇家族这样的铜商积极进钱，就可以雇请工程所需人手，从各地采购昂贵的建材。今天我们看到教堂立面上的彩色云石贴面，白的来自卡拉拉，绿的来自普托，红的来自锡耶纳，均由外埠引进，而且运输损耗极大。但把石料做成设计规模的建筑，就要搭建相应尺度的脚手架，但在托斯卡纳地区，粗大的树木却是缺席资源。
所以就要创新，而创新就有要布鲁内莱斯基这种天才。做为近代史上第一个明星建筑师，他除了解算各种复杂的力学关系，还为这项工程发明了专门的起重设备，原理就和现在盖摩天楼使用的吊车类似。他能参考的唯一典范，是罗马万神殿的薄壳式圆顶，可古代的混凝土配方早已失传。他的穹顶是用砖石悬空垒砌的。《穹顶》这本书带你检阅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技术进步的方方面面，而且十分生动。
创新，是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的主题。布鲁内莱斯基这样的创新者，赢得圆顶竞标后，直接就有四百弗洛林的奖金，更不要说主持一座中心城市主教堂工程，带来的无上荣耀。在这之前，他要一路过关斩将，淘汰各路对手，中标之后，也仍然要与伟大的匠师吉贝尔蒂（圣若望洗礼堂大门浮雕的作者），继续多年的瑜亮相争。竞争来自各行业的人才密度，而活力便由此而来。
这种活力首先来自经济生活。仍以美迪奇家为例，这部城邦的发动机，从羊毛的印染纺织，到建立合伙人制度，再到财会上的双录簿记，无处不在表现创新精神。创新精神的另一种表现，是对极端项目和超常人才的风险投资。比如布鲁内莱斯基中标之前，是个并不出名的金匠。这个传统将被保持到文艺复兴全盛时期。
有个故事说，美迪奇后来的族长洛伦佐一次走过街边，看见一个男孩埋头雕凿一尊牧神，一招一式都有初学者罕见的准确和力量。他把这个孩子带回家，和自己的儿女一起接受教育。后来那个孩子长成了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也就是罗斯·金后一本书，《米开朗琪罗与教皇的天花板》（以下简称《天花板》）的主角。该书的背景也从佛罗伦萨转到罗马。
《米开朗琪罗与教皇的天花板》，[英]罗斯·金著，黄中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17-4《米开朗琪罗与教皇的天花板》，[英]罗斯·金著，黄中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17-4
近年越来越多的人把佛罗伦萨，比做文艺复兴时代的硅谷，一个前现代的创新孵化基地。如果此说成立，罗马就是其溢出效应的受益者。而在当时厚古薄今的文化风气中，罗马随处可见的帝国废墟，也为各地的人文主义者不断提供灵感资源。更重要的是，当时教皇在邦国林立的意大利半岛，甚至欧洲广大地区，仍有特殊的政治影响力，自然也会吸引到各路精英为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