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年前发生在浙江织里的一起灭门案终于告破，当年的杀人犯，如今一个当上老板，一个成了作家。成为作家的那位是安徽南陵人氏，我好奇地随手一搜，发现他曾获安徽文学奖三等奖，这是政府奖，奖金五千块，我所以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年我也在这个获奖名单上，排在刘某之后。
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举办过由当地宣传部副部长出席的作品研讨会，总之，在世人眼里，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而不仅仅是一位“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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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此引发高度关注，传说中作家不是社会的良心吗？不是灵魂强壮肉体孱弱以至于手无缚鸡之力吗？一个同时能够杀人越货的作家多么挑战人的想象力啊——刘某被爆出来的资料里说，他1990年曾自费进去鲁迅文学院进修，1994年在《清明》杂志上发表作品，1995年就与同伙做下了灭门大案，感觉他就是在写作间隙捎带手地杀个人抢个劫，洗洗手又回归老本行去了。
“著作颇丰”的刘某“著作颇丰”的刘某
这种诧异，是出于对文学圈的不够了解，是把写作者想得过于纯粹。写作，也不过是诸多职业的一种，甚至于，选择它，也许比选择干别的，更多一点投机的成分。
1990年，也是王朔最红的那几年，他说过为什么从事这个行当，没像后来的汪峰去说什么“理想”，而是非常现实地说，因为干这行门槛低，认得几个字就能写。
可不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没有比写作看上去更加低成本高回报的事了。拉板车扛大包之类，辛苦不说，收益还少，得到的尊重有限，还毫无前途。另外一些理想，比如当官、当科学家，或是歌唱家画家，倒是够光鲜，但都需要资本或运气，你够不上。
只有写作，像是上天给底层“野心家”特意留的后门。
一无所有没关系，这正是优势之所在，那些伟大的作家，哪个不是历经磨难？
没有根基不怕，写作这东西全靠灵光一闪，都说大学中文系里是培养不出作家的；
现在看不出成功迹象也不怕，写作嘛，“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没准明天一睁眼，就被哪个不开眼的评委看中了获个奖，这样的奇迹也不是没发生过……
刘某获得安徽文学奖的那篇小说《一场电影》，将这种白日梦体现得更为具体，开头就说，有个农民马小牛，是资深文学爱好者，突然写了电影剧本，被某导演看中，一时间风光无两，连H市文化局局长那个“风姿绰约”，用“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来形容也不为过”的，坐“建设银行的办公室”的千金都看上他了，马上就举行婚礼了。
刘某作品《一部电影》，首章便是“东窗事发”刘某作品《一部电影》，首章便是“东窗事发”
刘某《一部电影》曾获省一级2005-2006年度文学奖刘某《一部电影》曾获省一级2005-2006年度文学奖
虽然后来因为剧本出了岔子，婚事也变得有点悬，但可以看出，刘某是相信，写作能够改变命运的。在当时，指望写作发迹，差不多是一种国民野心。
这没有问题，野心和理想长得很像不说，当野心碰上天分，也能激发成功。可是，没有天分者大有人在，付出很多而颗粒无收，失落在所难免。
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引发下海潮之后，上升之路进一步拓宽，许多人跑去做生意还发了财，再坚持写作犹如困守孤城，为智者所不为。
所以你会见过许多写过诗或是小说的生意人，提起文学是他们的初恋，对于长袖善舞游刃有余的他们，这不过是换个投机（并非贬义词）之道而已，而做官或是做生意，于投机者显然比写作更相宜。
但改行之后依旧失败的人也不少，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往往还是会回到写作道路上来，如果说当初写作是野心家梦想中的乐园，现在，写作就是失败者心中的庇护所。
刘某曾出版的长篇小说《难言之隐》刘某曾出版的长篇小说《难言之隐》
我遇见过一个人，最初是一个乡镇卫生所的小医生，看了很多路遥的小说，也曾笔耕多年，最后还是一无所获。遂决定金盆洗手，一不做二不休地辞了职，在镇上开了个小诊所。
他本来就是头脑灵活的人，诊所的生意越来越好，干脆到县城开了个医院。这个医院后来牛到能和县医院抢生意，而他开的车，比县委书记的还要高档。
枪打出头鸟，他的医院据说是被当地某衙内看中，跟他商量要入股，他很“不识时务”地拒绝之后，厄运降临了。原本靠打点搞定的事情现在搞不定，诊所所有的问题都被捅出来，他被判了六年。
他说，是写作这件事救了他。入狱时，他的心情很平静，他想好了入狱之后，再艰难也要重拾写作这件事，他相信假以时日，他能够凭着写作东山再起。他后来还真的写起了小说，到现在还没写完，他准备像曹雪芹那样增删十年，他认为，他一定会震惊文坛。不管他能否如愿，单从实用性的角度上，他都靠写作获得了救赎，我为他感到欣慰。
我还听说过一个人，曾经是个小公务员，写公文的同时，也写点豆腐块作品，是机关里那种比较典型的文学爱好者。有天他突然发迹了，然后就全面展示了做官能将人怎样的异化，说是判若两人也不为过。
首先是他的身影从各种聚会上消失，不再写作，据他的一个熟人说，他对于那些还在写的官员极为鄙视，认为这些人太“幼稚”，怎么就那么爱表达？不知道当官的第一步就是要隐藏好自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