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乳名叫做“小庆”。
小庆在婴儿时期，非常爱哭。白天哭，晚上哭，夜里也哭。我初当母亲，常被他哭得心慌意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一切正常，哭是“运动”。但是，小庆“运动”的时间非常混乱，不管是夜深还是清晨，他爱运动就运动。我们那日式小屋，完全不隔音。父亲辛苦了一天，夜里被小庆惊醒，他就叹着气问我：“你为什么让他一直哭呢？你会不会带小孩呀？”
我是不会带呀！抱着儿子，我整夜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哄他，哀求他：好儿子，别哭了！少运动一点呀！儿子听不懂，他仍然运动他的。母亲对我直摇头：
“唉！如果当初考上了大学，何至于现在要受这种苦！都是任性的结果，以为结婚很好玩呢！”
我并不觉得带孩子是一种“苦”。可是，因为我的孩子，而让父母受苦，这才是我的“苦”。那时，父母家中，麒麟去高雄做事，小弟去台中读书，只有小妹在家。小妹仍然是最优秀的小妹：小学拿了十二个第一名，考上了一女中，又连拿了好几个第一名，这年正要进高中，每天捧着书本，用功得不得了。我儿子一哭，我母亲就着急：
“别让他老是哭了！别让他吵着小妹呀！”
我急忙抱着儿子，冲到院子里去。一面摇晃着孩子，一面抬头看着满天星辰，心中低叹着：
“庆筠，你在哪里呢？”
庆筠没有回答。儿子仍然哭，我就跟着哭。
儿子是我的希望、快乐，和爱！但是，那段时间中，我却怕极了儿子哭，每次他一哭我就会跟着掉眼泪。父母对我已经忍耐到了极点，我觉得我这样拖累娘家，实在是“罪该万死”！我怎么总是把自己弄成“罪该万死”的情况呢？
庆筠正在“周游列国”。他这次出国，并不是出去深造，也不是出去考察，而是参加了一个“道德重整会”，出国去巡回表演。我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弄清楚，这个“道德重整会”到底在做些什么。只知道庆筠一会儿在美国，一会儿在欧洲。德国、英国、法国、瑞士……到处跑。庆筠出国时期，铝业公司照发他的薪水，我应该没有经济的困难。可是，我对于带着孩子回娘家生活，非常不安和歉然，就把这薪水，全部交给了母亲。这样，当小庆需要奶粉、衣服、营养品、医药……等的开销时，我又捉襟见肘了。偏偏庆筠从国外来了封求援的信：
“快寄一点美金给我，因为我没钱用了！”
怎会有这种事？他在国外，却要我寄美金给他？原来那“道德重整会”常常发不出零用钱给他们，他们个个都要靠家里“支援”。我这一下傻掉了，总不好意思向母亲要回庆筠的薪水。抱着儿子，我又开始写稿子。
有一天，我一手抱着儿子，一手在写稿。写着写着，儿子开始哭。我正写得顺手，不愿停下来，我让儿子“运动”，自己的右手也飞快的“运动”，脑子也不停的“运动”……，正“运动”得浑然忘我，母亲怒气冲冲的在我书桌前一站，对我疾言厉色的说：“你如果想当作家，就不该这么早生儿子！既然生了儿子，就丢掉你想当作家的梦！你这样只顾写作，让孩子吵得全家人不能生活，你岂不是太自私了吗？”
我一惊停笔，抱着儿子，惶然不知所措。那种“罪该万死”的感觉又从头到脚的罩下来。我无法为自己解释，只感到走投无路。当晚，我把头埋在儿子的襁褓中，祈求的对他低语：“儿子，你不能这么爱哭了，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哭了！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为你，为我们两个，为你的父亲，做一点事吧！”说也奇怪，儿子那晚不再哭。我奔回书桌前，飞快的继续我的小说。那夜，我写完了那个短篇。至今记得那篇小说的题目：《情人谷》。这篇小说在如此仓促之下完稿，写得并不好，隙很快的发表了，很快的拿到稿费。发表的杂志，与我后来的生涯有极大的关系，那本杂志名叫《皇冠》，那是我第一次给《皇冠》写稿。拿到稿费，马上换了美金，寄去给庆筠。我的生活，就这样，又陷入艰苦的挣扎里。庆筠很勤于给我写信，他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刚离开没多久，他来信中有这样的一句：
“让我们用三百六十五日的相思，去奠定百年相守的美景！”
我好感动。抱着儿子，我在他耳边悄悄背诵。后来，他的信中常常提到国外的所见所闻，我也看得津津有味，非常新鲜。一次，他信中忽然有了“愤世嫉俗”的味道，很悲观消极，他写：
“到了国外，我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台湾是多么渺小！凤凰，我告诉你，以后我们不用去争取物质生活，因为我们的物质生活不论怎样进步，也不可能追上欧美的水准！我们太落后了！看到别人的进步，会让我感到无望和自卑！”
（庆筠一定没有料到，今日的台湾，不但已追上了欧美，有些地方甚至凌驾了欧美。）
其实，从这封信中，我就该看出一点端倪。这次出国，带给庆筠的冲击确实很大。他离开时，是个积极，有信心，有热情的年轻人。虽然也有些“愤世嫉俗”的意味，却不严重。他回来时，一切思想看法，都有些变了。变得最多的一点，是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乐观和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