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乌来”事件以后，我认了。我对命运屈服了。我不再去思索各种礼教传统问题，我只是默默的接受鑫涛所给我的。我仍然坚持不伤害他的妻子，因此，我和他的家庭并存在他的生命里，有那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来探视我，然后再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去。我的心态仍然不平衡，有时感怀自伤，常常悲从中来。有时我还会为他的妻子着想，一样代她难过，代她不平。但是，这已经成为一个难解的结。有鑫涛这样一个人物，爱起来可以连生命都拚掉。但，对自己的妻室儿女，仍然有巨大的责任感，那么，就注定要有人为他受苦！我决定顺从命运，也决定要让这段痛楚的爱，变为美好。人，爱过总比没爱过好。享受爱，而不要对命运苛求吧！于是，我放松了自己。不再轻言分手，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每个刹那。我前面说过，只要我不太苛求，想得不要太多，日子就会很好过。我们确实过了一段满好过的日子。鑫涛爱花、爱画，我们常说，我们生活里有三多，花多、画多、话多。他喜欢送我花，我喜欢大地和夕阳。有时我们去旅行，看到路边的野花，看到树上的新绿，看到小溪的潺潺，我都会惊叹！他喜欢带我旅行，因为我的惊叹而惊叹！生活里不再争吵，就变得浪漫起来。我生性喜欢夸张美好的事物，有五分浪漫，对我就变成十分。我们曾结伴去美国探望弟妹，大家在千岛区划船钓鱼，看落日缓缓西下，觉得世界真是美丽。我们也曾去欧洲，站在大片的梧桐树林里，看落叶在地上铺成地毯，我惊讶不已，所有有关梧桐的诗词都在脑中闪过，我就站在那林内背了一下午的诗词：“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愁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从欧洲回来，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穹苍下》，书中，彼此的影子都镶嵌在每章每节中。
这种生活确实浪漫，连他那“使君有妇”的身分也变成了“缺陷美”。我应该满足了，可是，心底仍然酸酸涩涩，常常陷入突然的痛楚里。还好，我还有我的写作，那个时期，我的作品中总有自我的影子，《浪花》理的秦雨秋就是最好的例子。这种浪漫情怀，有一天，终于被打碎了。
那天，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对方是个陌生女人的声音：“你是琼瑶吗？”“是。请问……”我的话还没说完，对方立即像开机关枪一样，辟哩啪啦的吼出一大篇话来：“你这个臭女人、烂女人、骚女人、烂货！你连婊子都不如！全天下的男人死绝了？你一定要去勾引别人的丈夫！你他妈的不要脸，王八蛋……”
这一大串话里，还夹着我写不出来的字眼，必须用××来代替的字眼。这个电话震碎了我所有的诗情画意和浪漫情怀。我呆呆的听，对方像流水般不断的骂，我挂断了电话，浑身冷颤。电话刚挂断，铃声再响，我拿起来，又是那个女人，辟哩啪啦，她继续大吼大叫，我再挂断电话，铃声又响……就这样，这个疯女人在一天之内，给我打了上百个电话。那时，我有一对美国朋友，白志昂夫妇和我相知甚深。白志昂在台湾学中文，常常待在我家里。看到我整天接这个电话，他气极了，气得对我大吼大叫：
“琼瑶！骂回去啊！她骂你什么，你骂她什么！你为什么要拿着听筒，受这种侮辱！你骂啊！你也骂啊……”
我握着听筒，想骂，却结结巴巴的一个字也骂不出。原来我从小到大，就没有受过“骂人”的教育，我骂不出口，废然的挂上电话，泪水已落下。
鑫涛来看我时，我已哭得双目红肿，白志昂正拿着电话听筒，用他那不纯熟的中文，和那个陌生女人对骂。这真是奇怪的场面，白志昂学到了所有他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中文”，他努力的运用，仍然前言不对后语，骂得希奇古怪。鑫涛抢过了听筒，只听了几句话，他就一把扯断了电话线。
第二天，鑫涛让电话公司给我装了新的电话，换掉了旧的号码。那骂人电话再也打不进来了，可是，我那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怀也没有了，欢乐的感觉也没有了，连“被爱”的感觉都麻木了。只觉得自己又像少女时期一样，掉进了一口冰冷的深井，说有多无助，就有多无助。
鑫涛气冲冲的去查打电话的人，回来告诉我，那是个乱管间事的无聊分子。我悲哀的摇摇头，那是谁都没关系，她最起码，也代表了一种心声。我对鑫涛哀伤的说：
“保护我，让我远离伤害。要不然就放掉我，让我自生自灭！”“没有保护好你，是我的错！”鑫涛声音都哑了。“让你受这种侮辱，是我的错！要我放掉你，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两次撞车事件，已把我们牢牢捆住！我不会放掉你，如果我真的放掉了你，那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大错！现在，我知道我已经走到最后一步路，我必须面对选择了！你不要再伤心，让我去做我该做的事！一件早就该做的事！”
他回去了，开始和他的妻子谈判离婚，这一谈，就足足谈了八年。鑫涛的前妻温婉娴淑，美丽高贵，有传统所有的美德，相夫教子，逆来顺受。就连我的存在，她也能淡然处之。她纯静如一湖无波之水，鑫涛却强烈如燃烧的火炬。他们之间，不能谐调的地方，大概也在这种区分上吧。
谈判离婚，竟谈了八年之久，这也算一项纪录吧！在这番漫长的谈判中，我居然在朋友巧意的安排下，和鑫涛的前妻恳切的谈了一次话。这又是一项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