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容易指出民族主义者的恐惧是多么非理性，但欧洲的其他人呢？那些立场较温和的人呢？那些主流政党、文化精英和平凡百姓呢？比方说我这样的人呢？我们对欧洲的未来也有恐惧。他们是怎么说我们的呢？
我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时候在该市的主要剧院参加了一系列公开辩论。参加辩论的人很多，观众席坐满了人。在舞台上参加辩论的有来自全欧洲的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不仅有我这样的历史学家，也有哲学家、政治家、小说家、诗人、记者和经济学家。这一系列辩论的题目是“什么东西让善良社会变邪恶？”
很快，大家就有了答案。在我们的辩论当中，我们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讨论的真正主题不是“邪恶”，而是民族主义。辩论的绝大多数参与者自然而然地相信，民族主义是一种危险的疾病，正在欧洲大陆扩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名言所说，民族主义是“人类的麻疹”。会议结束时，观众和辩论者都把“邪恶”和“民族主义”当作同义词。
现在回想这次辩论，我不禁觉得，我们讲话的方式有一些非理性的地方。首先，我们一直没有真正定义什么是“民族主义”。今天的欧洲有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从奥运会期间人们表达的无害的爱国热情，到很多教会和宗教团体表达的宗教民族主义。并非所有民族主义者都属于极右翼。有些民族主义者，比如法国共和党，比较温和。有些民族主义者，比如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其实属于左翼。虽然我不同意上述绝大多数群体的立场，但说他们“邪恶”也不对。
其他绝大多数民族主义者也是这样。2016年有超过50%英国人投票支持脱欧，这些人都是恶人吗？去年有将近34%法国人投票给玛丽娜·勒庞，这些人都是恶人吗？投票给右翼政党的20%奥地利人、13%荷兰人、12%德国人和10%捷克人都是邪恶的吗？我确信这些人都受到了误导，或许是非常危险的误导。但他们是邪恶的吗？当然不是。
我们在布拉迪斯拉发的辩论用善恶来衡量民族主义，所以这次辩论更多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恐惧，而没有体现民族主义的问题。
我们看到右翼政治家在奥地利当选，我们立刻想到希特勒。我们看到“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德国大选当中取得很大成绩，我们立刻想到纳粹。欧洲近期经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随后是民族主义兴起。这让我们很容易想起20世纪30年代。我们没有说出口的恐惧是，今天就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也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同样，我们看到今天的穆斯林和当年的犹太人一样受到妖魔化，我们害怕发生新的种族灭绝。
考虑到我们的历史，我们有这样的恐惧实属正常。但要假装这些恐惧是完全非理性的，也很愚蠢。身为历史学家，我不断提醒自己，虽然今天的欧洲和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有很多相似点，但也有很多不同点。今日的欧洲比那个时期团结得多。我们拥有一些强大的、全欧洲范围的机构，它们缓和了经济衰退的恶劣影响。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法国和德国今天相处融洽。它们之间几乎完全不可能发生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样暴烈的冲突。今天的民族主义也和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不一样：总的来讲，今天的民族主义更温和。就连最不宽容的政治群体似乎也愿意接受法治。没有人希望战火复燃。对这些群体保持谨慎是对的，但我们还没理由惊慌失措。欧洲仍然是世界的一个非常温和与稳定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布拉迪斯拉发的辩论得出的结论不是很准确。今天欧洲社会面临的最大邪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恐惧。所有人都会恐惧，不管他们是不是民族主义者。恐惧会让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也作出非理性的事情。对今日欧洲来讲，最重要的教训是克服这种恐惧。
我们的世界在快速变化。新技术、越来越多的移民、新思想出其不意地涌现：这一切都会让人焦虑。欧盟需要找到办法来应对这些变化，但也需要控制这些变化发生的速度。欧盟需要帮助人民更好地面对未来，但也需要让大家放心，他们不会丧失自己的古老传统。欧盟需要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架起桥梁，毕竟60年前欧盟建立以来一直是这么做的。
我希望欧盟能达成这些目标。如果它成功的话，那么也许所有人，不管是不是民族主义者，都能冷静下来。那么也许将来就不需要辩论我们社会里的善恶了。
翻译/陆大鹏
翻译/陆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