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蹒跚到了第二年，美国自由派报界对中国的报道里满是对特朗普的幸灾乐祸。《纽约客》1月8日的封面故事里，自信、开放的中国面对着丢盔弃甲、仓皇败退的美国。文章的标题“让中国再次伟大”戏仿了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把美国的颓势归咎于总统。但这种报道以及英雄所见略同的其他报道（话题不限于美国国内政治），都有一种紧张感。在如今分水岭一般的时刻，似乎大家普遍认可，中国的时代已经降临。
最有力地改变主流意见的单一事件，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纽约客》在那篇封面故事之后又紧跟了一篇戏剧性的专题摄影，带领读者踏上“新丝绸之路”。在美国，“丝绸之路”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概念，几乎年年都有相关的新书出版。而中国的计划拨动了许多人的心弦。在惯用混凝土与钢铁作比喻的现代话语里，“丝绸之路”激发了西方人的文化记忆，让他们想到精美丝绸服装、金碧辉煌的宫殿和条条大路通东方的遥远古代。
丝绸之路对西方人想象力的诱惑有一个显著的焦点：一个年轻的威尼斯人在七百多年前走过这条路，至今他仍然是和中国打过交道的最有名的西方人。我翻译过《马可·波罗游记》，这是超过一个半世纪里第一个直接从原文翻译的英译本。翻译过程中，我努力理解他悠久的美名对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关系意味着什么。大家关于丝绸之路的谈论让我思索，关于它对今日世界的意义，马可·波罗能教导我们什么。
《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能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道路可以打通，也可以轻易地关闭。东西方之间的联络常常很脆弱，经常被打断，而且在好几个世纪里是战争争夺的对象。罗马与中国距离遥远，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许多个世纪里，伊斯兰的崛起阻断了欧洲与外界的交通。而在蒙古人席卷欧亚之后，道路突然打通了。但十七岁的马可·波罗于1271年从威尼斯出发之际，他对要去的地方知之甚少，仿佛要离开地球。
虽然无知，欧洲人对亚洲还是早就形成了一些固有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基础是《圣经》与古典传说的混合体，令人心醉神迷。欧洲人坚信生活在亚洲的是千奇百怪的怪物种族：狗头人、脑袋长在胸口的人、没有嘴巴而完全靠苹果香气生存的人。
他们相信亚洲有遍地钻石的深谷，而获取这些钻石的办法是向深谷丢一些生肉，然后再放猛禽下去。他们相信伊甸园位于远东，在地图上画出的伊甸园相当于埃及或印度那么大。
根据《圣经》，亚洲是人类的诞生地，人类的命运也在那里静候。基督教世界把自己的噩梦和救赎梦想都安置到晦暗不明的亚洲。按照欧洲古人的理念，亚洲的北面是野蛮民族歌革和玛各（Gog and Magog），他们会蹂躏世界，直到在世界末日的最后决战中兵败。更让人宽慰的是，东南方是一个庞大的国度，其统治者是一位基督教国王，名叫祭司王约翰。他是一个拥有神奇魔力和战无不胜大军的传奇人物，在欧洲人的集体想象当中是一个潜在的救世主。当然得先找到他才行。
无知者的想象就是这个样子。马可·波罗知道所有这些故事，在自己的书里对其敷衍地表示认可。但等他真正抵达中国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比传说有趣得多的真实世界。他云游中国各地，有时和父亲与伯父（都是商人）一起旅行，有时担任忽必烈汗的卫士或使者。一个完全未知的文明展现在他面前，令他欢欣鼓舞。
多年后回忆自己的旅行时，他兴奋地谈起一个富庶、辉煌而发达的大帝国：在这个世界里，宫殿庞大如城市，一座城市拥有上千座桥梁，人们可以乘画舫在湖上一边游玩一边用晚餐，河流被整治得井井有条，运河将各条河流连接起来，河上货船熙熙攘攘；驿站在几天之内就能把书信送到千里之外，纸币普遍使用，而与此同时纸张在西方还是稀罕事物。
我用《马可·波罗游记》的手稿和早期印刷本复原了已经佚失的马可·波罗原始文本，在这过程中我看到的马可·波罗是这样一个人：不仅对外国文化热情洋溢，也喜欢不同文化的差别。他对蒙古帝国统治下诸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实践都充满好奇心。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不知羞耻地对恩主忽必烈大汗不吝溢美之词。
《马可·波罗游记》插图：马可·波罗拜见忽必烈《马可·波罗游记》插图：马可·波罗拜见忽必烈
欧洲人把蒙古人称为鞑靼人，这个名字来自古典神话里的地狱。马可·波罗毫不隐晦战败的南宋人对新皇帝的敌意。但他夸张地歌颂忽必烈为“世上和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他赞颂忽必烈的权势与威严。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景象是，忽必烈威风凛凛地骑马走过他的皇宫园林，“马尾处的皮带上拴着一头豹子”。他还讴歌忽必烈的智慧，而且不止是宗教方面的智慧。
在马可·波罗的大篇幅引文当中，忽必烈解释自己为什么更愿意接受行神迹的佛教僧人，而不是当地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十分无知，自己无所作为，也没有力量”。马可·波罗说，是佛教的人道主义教诲启发了忽必烈慷慨大方的福利政策。马可·波罗还说著名的祭司王约翰只不过是个愚蠢傲慢的军阀，被成吉思汗杀掉也是罪有应得。这些都不是虔诚到狂热程度的中世纪基督徒的思维，他们更不可能公开表达这些想法。
马可·波罗旅行了二十四年，其中十七年在中国度过。1295年，他终于回到家乡。他不是擅长舞文弄墨的人，直到他在一场海战中被俘并被囚禁在热那亚，才开始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马可·波罗游记》的“序言”说，“他不愿虚度光阴，便决定写下这本书，供读者赏玩。于是他请狱友比萨的鲁斯蒂谦把这些故事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