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我们在舞会上再见面时，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抑或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负疚心理，我愚蠢地提起了那个令人肝裂肠断的话题，建议她要想好，不要太冲动什么的。我还说到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意思是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保留下来。
我话没说完，就感到你母亲短暂地抽泣了下，一滴眼泪滴在我衣襟上。过一会，她告诉我，这不是她自己作出的决定，她已和组织取得联系，是组织上，是老A，作出了这决定，她仅仅是服从而已。
老A！
老A！！
那时刻我对这个满脸蛮横的老A不可抗拒地产生了恨意，在不满和不安之中，我想，我们这位老大也许就像毛人凤一样，是冷酷无情的；也许是信念使他变得冷酷无情，但即便这样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可敬可爱，因为一个人的痛苦——我至今还记得你母亲说那话时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神情——已使我失去理智。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对组织、对这个神秘的大老A产生了一种不亲切感。然而，一个星期后，深深的自责又折磨了我。
桂花街17号已叛变
我觉得，如果我讲述的是一个故事，那么它现在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进展，越来越像个悲剧故事。我知道，在一个无限的期限内，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但仅仅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应该发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诉我，那个经常给我理发的老头来找过我，说是来还我钱的。我妻子不知道，所谓还钱是个借口，给我送情报来才是真的。这个老头，曾经就像黑夜里的一把火，照亮过我，温暖过我，使我在最孤立的时候仍然感到组织的存在。但自你母亲到来后，我已好久没跟他联系了，他的突然出现使我感到吃惊，我心慌意乱地在沙发上坐下来，可以想象地在坐垫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纸条，一种盲目的恐惧心理使我马上打开了纸条，上面不过十几个字，通知我晚上去参加红楼会议。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轻松，就像避开了什么想象中的麻烦、危险，心想，我还正希望去开会呢，顺便可以建议组织上对你母亲的事情重新予以考虑。说真的，那时候我强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一则我觉得你母亲有这样愿望，我们应该尽量尊重她，不能伤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许会很快胜利，我们也许没必要做出这牺牲。
但当我再次审视手上纸条时，我又感到了不对头，因为我想，如果正常的话开会的消息应由你母亲通知我，而且正常情况你母亲总是不叫我去，自己去开了会后，把会议和我有关的部分转告我：总是这样，很少有例外。记得只有一次，你母亲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就在那次会上——我参加的第二次红楼会议，我发现我们已经少了一位同志，就是那个青年学生，你还记得吗？
对，就是他，额头上有一块红斑的那个人。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代号叫“半月”。我或许在前面说过，他是我们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牺牲时才20岁。他的牺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为不死，那不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愿望，因为那很不真实，很缈茫。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敌后穿插，清晨起来还看见自己活着，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对我们来说就像天上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汽，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测的角度——凡此种种，只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珍贵而伤感，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无可挽回和必冒风险的危机。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或者用一粒剧毒药片结束自己生命。所以人们说，成为一名间谍，无异于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随时都可能跟着进去。那确实是最真实不过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这样最后又把那只脚重新从地狱里退出来，成为一个80岁不死的老人，我可以说说，是很罕见的，非正常的。
纸条在我手上变得沉重、生硬，像块铁片，我的手胆怯地颤抖起来，我想，难道这是你母亲出事的一个信号吗？她要好好的怎么会让老头出现？她会有什么事？是手术出了麻烦（处理孩子的手术），还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种极为空虚的灾难临头的不祥之感纠缠着我，折磨着我，我觉得发冷和害怕。窗外，天色正在逐渐昏暗，我几乎没有勇气出门，但又不敢在家里使用电话。最后我还是出了门，来到附近一家旅馆，拔通了水西门公寓的电话。电话嘟嘟响着，在我听来就像一只军舰正在不断沉沦。正当我准备挂掉电话时，对方却接了电话：
“这是杨董事长家，您找谁？”
我听出是管家的声音，就问：“杨太太在家吗？”
她说：“太太身体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么事？”
我说没事，就挂了电话，同时感到如释重负。我想，会出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她只是身体不好，所以要我去开会。甚至我想，她身体不好也许正是刚做了孩子的手术。这念头使我感到内疚，好像我就是手术的医生。我也感到遗憾，因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会上替她说说情呢。说真的，我是做父亲的人了，我太能体会到孩子对父母来说有多么重要和珍贵。
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银制的月亮早早地挂在了天上，马路上到处是房屋的不规则的阴影和像水一样晃动的树木的阴影。因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护车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隐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没能老远就看见它过来，而是到了眼前，等它在我身边嘎然而止时，我才恍然明白，勿勿忙忙地上了车。车子尖叫着奔驰在阴影斑驳的大街上，却没有惯常地驶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里穿来穿去。开始我以为还要接人，但车到水佐冈一带时，代老A突然伸手朝一条窄胡同指点了下，说：
“双井巷28号，已被盯梢，以后不能联络。”
到了明故宫，代老A又说“桂花街17号已叛变，以后不要与他接头”，到光华门，代老A又说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已被捕，以后不要再联糸。就这样指点了好几处之后，车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来拐去地开了有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停止在一痤别墅的门前。一个白胡须老头为我们开了门，带我们去了一间像洗澡堂的平屋：里面已有三个人在等我们，当中有理发店的跛脚老头，他见我跟不认识似的，我也没有露出认识他的表情。另外两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三十来岁，脸很大，头发剪得短短的（更显得脸大），穿着一套像少数民族的服装。包括理发店的跛足老头，和刚才车子上有三位同志我以前见过外，大部分同志我都不认识，一下认识这么多人，我有点恐怕，但又很兴奋，觉得我们有那么多同志。我们刚坐下，白胡须老头就退出去了，也许是去警戒的。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注意到老头出门时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