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词里“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云云，无意中写出了太守宴乐时不合法规的事，太守知道东坡的文字传布极快，担心授人以柄，故急急到来请东坡不要外传。
清代黄景仁在朱筠幕中时，参加了采石矶太白楼之会，写下著名的七古《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其友人洪亮吉后来述此事曰：
赋诗者十数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顷刻数百言。遍视坐客，坐客咸辍笔。时八府士子，以词赋就试当涂，闻学使者高会，毕集楼下，至是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竞写，一日纸贵焉。（《国子监生武英殿书签官候选县丞黄君行状》）
谢灵运的“宿昔之间，士庶皆遍”，元、白的“无胫而走，疾于珠玉”，苏轼的“京师便传”，黄景仁的“一日纸贵”，都可见作品发表和流传之速。自然，这些皆是文学史上的顶尖角色，等闲之辈达不到这样的传播效应。
以上这些例子，大体都是手抄式的传播，此外更有版刻式的传播，那就更为难得了。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八记载乾隆时事：
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
“出日”，谓日方出。以清代的刻书条件，当天即编辑成编，三四日即“出版发行”，堪称速度惊人！这里的“马氏”即马曰琯、曰璐兄弟，系在册盐商；“程氏”即程梦星，“郑氏”即郑侠如，皆是盐商子弟。他们都算得上文人型的富豪，在文化人里是最有钱的，在有钱人里是最有文化的，故能不惜成本，成就此古典出版史的奇迹。
与此相应，欧洲出版史上亦有其例。法国卡里埃尔提到：
巴西大收藏家何塞·曼德林向我展示过一个葡萄牙文的《悲惨世界》珍本，1862年在里约热内卢印刷出版，也就是说和法国的初版同年。仅比巴黎版晚两个月！雨果还在写作的时候，他的出版商黑泽尔就把书分章寄给国外出版商。换言之，这部作品在当时已经接近今天多国多语种同步发行的畅销书。（[法]托纳克编《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第50页）
仅由这两个例子来看，十八世纪扬州盐商的出版效率，尤过于十九世纪的法国佬呢。
观乎此，可知古人的传播技术固然较我们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就凭着人肉复印机、人肉印刷机，凭着人肉粘贴、人肉转发，居然达到了“疾于珠玉”、“一日纸贵”的地步，你知道他们有多努力吗？卡里埃尔就说：“在雨果的例子里，过去的效率高于今天。”谁说“从前的……车，马，邮件都慢”呢？
同治五年（1866），旗人斌椿率队游欧，在荷兰参观时赋诗一首，为荷人刊于报章。斌椿遂又作了一篇七绝《昨观火轮泄水，偶题七律一首，已入新闻纸数万本，遍传国中。今日游生灵苑，所畜珍禽异兽甚多，长官具中华笔墨索题，走笔》：
遐方景物倍鲜妍，得句频联翰墨缘。今日新诗才脱稿，明朝万口已流传。（《海国胜游草》）
习惯了“从前慢”的人，见到自己作品隔日即街知巷闻，兴奋是自然的。这当是中国人初次于报纸——那时的“新媒体——发表作品后的反应。而一百多年之后，我们初遇互联网的种种花样，心情也不过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