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讨论小说的价值以前，先得承认它的作用。因为论数量，小说数量特别多，内容好坏不一致，然而“能引起作用”则差不多。论影响，小说流行相当久，范围特别广，即以《三国演义》来说，遍中国的关帝庙，庙中那位黑脸毛胡子周仓，周仓肩上扛的那把青龙偃月大刀，就都是从这个小说来的。可是下层社会帮会的合作，同盟时相约“祸福同当”，以及此后的分财分利，也似乎必援引“桃园结义”故事。
可见得同一小说，它的作用便不尽相同。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说雍正时一个大官保荐人材，在奏文中引用小说里孔明不识马谡故事，使皇帝发了气，认为不合，就打了那个官四十大板，并枷号示众。然而陈康琪的《燕下乡脞录》，却说顺治七年大学士达海范文程等，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满洲文，蒙赏鞍马银币。满洲武将额勒登保的战功，据说就是得力于这个翻译小说的。（比较时间略前，明末忠臣李定国，也是受《三国演义》影响，而由贼作官，终于慷慨殉国。）所以从小说“作用”谈“价值”，我们便可以明白，同样一个作品，给读者可好可坏。有时又因为读者注意点不同，作品价值即随之而变。《红楼梦》，《水浒传》，卫道老先生认为它诲淫诲盗，家中的大少爷二小姐和管厨房的李四，说不定反用它当做随身法宝，倘若另外来个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他把书仔细读过后，却会说，“这简直是五百年来中国最真实有用的社会史料！”
又从作者那方面来看看“价值”，也很有意思。读过《笑林广记》的人，决不能说这部小本子书有什么价值。可是这类书最先一部，名为《笑林》，却相传是魏文帝曹丕作的（还算是皇帝作的唯一小说！即不是他做的，也是留在这个皇帝身边说笑话的邯郸淳做的）。接着一个名气比较小些的宋临川王刘义庆，编了部《世说新语》，内中就还有部分笑话。孔子好象是个和小说和笑话不能发生关系的人了，然而千年后的人对孔子保留一个印象，比较活泼生动的，并不是他的读《易》时韦编三绝铁挝三折，倒是个并不真实带点谐谑的故事，即韩婴的《韩诗外传》上，载孔子与子贡南游阿谷之隧，见一个女子“佩琟TM而浣”，因此派子贡去和女子谈话那个故事。
这又可见写一个历史上庄严重要人物，笔下庄严也未必即能成功，或从别的方法上表现，反而因之传世。表现得失既随事随人而定，它的价值也就不容易确定了。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涉于小说的社会问题，是个多么复杂的问题。同是用一组文字处理人事，可作的或只是些琐琐碎碎的记录，增加鬼神迷信妨碍社会进步的东西，也可保留许多人类向上的理想，和人生优美高尚的感情。大约就因为它与社会关系太复杂又太密切，所以从一本书的作用上讨论到价值时，意见照例难于一致。我们试从近三十年中国这方面的发展看看，可见它和社会如何相互影响。明白过去或可保留一点希望于未来。
民国初元社会对于“小说”的关系，可从三方面见出：一是旧小说的流行，二是新章回小说的兴起，三是更新一派对于小说的社会意义与价值重估。
半时旧小说的流行，应当数《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说唐》、《小五义》、《儿女英雄传》、《镜花缘》、《绿野仙踪》、《野叟曝言》、《情史》、《红楼梦》、《聊斋志异》、《今古奇观》……书虽同时流行，实在各有读者。前一部分多普通人阅读。有些人熟习故事，还是从看戏听书间接来的。就中读《三国演义》、《水浒》，可满足人英雄崇拜的愉快。读《西游记》、《镜花缘》，可得到荒唐与幽默综合的快乐。读《封神榜》照规矩，必然得洗洗手，为的是与当时鬼神迷信习惯相合。后一部分多书生和闺阁仕女阅读。有的人从书中发现情人，有的人从书中得到知己。《聊斋志异》尤为人爱读，为的是当故事说即容易动听，就中《青凤》《娇娜》《黄英》《婴宁》这类狐鬼美人，更与自作多情孤单寂寞的穷书生恋爱愿望相称。《今古奇观》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卖油郎独占花魁》，故事说给妓女和小商人听时，很可能会赢得他们许多眼泪，并增加他们许多幻想！
至于新章回小说的兴起，是与报纸杂志大有关系的。如《九尾龟》，《官场现形记》，《海上繁华梦》，《孽海花》，《留东外史》，《玉梨魂》……这些作品多因附于报纸上刊载，得到广大读者的注意，（那时上海申、新二报是国内任何一省都有订户的！）它的特点是渐趋于一致的社会性。故事是当前的，注意在写人写事。或嘲笑北京官场，或描写上海洋场，或记载晚清名士美人掌故，或记载留日学生革命恋爱。或继续传统才子佳人悲欢离合情节，如苏曼殊、徐枕亚等作品，就名为“香艳小说”。它们流传的时间短，分布少，当然不如旧小说普遍，然而它们的影响可不校因为北京的腐败，上海的时髦，以及新式人物的生活和白面书生的恋爱观，都是由这类小说介绍深印于国内读者脑中的。作品既暴露了些社会弱点，对革命进行自然即有大作用。然而当时有一部分作家，已起始借用它作“讹诈阔老”或“阿谀妓伶”工具，所以社会对于小说作家就保留个“流氓才子”印象，作品的价值随之而减少。这件事后来间接刺激了新文学的兴起，且直接致了章回小说的死命。
至于更新一派的人把小说社会价值重估，是配合维新思想而来的。吴稚晖先生为提倡科学教育，来写《上下古今谈》。林琴南先生大规模译欧洲小说，每每在叙言上讨论到小说与德育问题。梁启超先生更认为小说对于国民关系影响大，作用深，主张小说在文学上应当有个较新的看法，值得来好好设计，好好发展培育它。林译小说的普遍流行，在读者印象中更易接受那个新观念，即“从文学中取得人生教育”。虽然这个新观念未必能增加当时读者对于小说的选择力，因为和林译小说同时流行的小说，就是《福尔摩斯侦探案》。然而一个更新的文学运动，却已酝酿到这个新读者群中，到民八即得发展机会。新文学是从这个观念加以修正，并得到语体文自由运用的便利，方有今日成就的。
到现在来说小说和社会，有好些情形自然都不同了，第一是旧小说除了几部较重要的还可因为重新印行重新分配得到读者，其余或因为流行数量越来越少，或因为和读者环境生活不合，不仅老先生所担心的诲淫诲盗小说作用已不大，就是维新派担心的鬼狐迷信与海上黑幕小说，也不能有多大的作用了。一般印象虽好象还把小说当消遣品，小说作家和作品在受过初级教育以上的年青人方面，却已有作用且受到影响。大学校已把它当成一种研究课目，可作各种讨论。国内图书馆更有个小说部门，收藏很多书籍。国家学术奖金，且给作品一种学术上的重视，把它和纯数学以及史学等等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