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央离家时十分严肃地对父亲说：
“弟弟绛措要去参军，他的娃娃才不是我们这样低贱的农民。”
而以嘎洛的心境并不能理会女儿叮嘱中全部意义。
绛措后来果然参军走了。
当时我们村子里是我和他一道参加了体检。最后关口是政审，嘎洛在公社院子里给征兵的人讲了一个故事：阿来那娃娃是个好娃娃，但他父亲头人的儿子可不是个好娃娃。我在他家扛活时每晚起来摇他，他还要不断哭闹，就像他话都不会讲就晓得自己不是一般的娃娃，而是有钱有势的头人娃娃一样。
这样，嘎洛的儿子穿上崭新的棉军装离开了家乡。
我却因为怨恨父亲的出身而离开了家四处流浪。我确实是怨恨父亲而不是怨恨独眼的嘎洛。流浪中我也从不开口乞讨。凡遇到有人干活的地方我就凑上去帮忙。人们总会赐给我一顿饱饭。许多细雨霏霏的夜晚，我借宿在人家的门廊上，就着漏出的灯光，阅读我从一家纸厂弄来的准备化浆的废书。
我甚至想到过自杀。
回想起来，嘎洛从来都是寡言少语，而且话题总离不开红军和土地。
有好些年，在他女儿和儿子影响下，他经常稀里糊涂地向人讲他的革命经历，直到把听讲的人也弄得稀里糊涂，而真正潜藏于他内心深处的，依然是一个道地的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可以试想，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他绝不会走上那条他没有走到尽头的道路。他的一生不会经过那么多波折，他不会张着那只独眼看见我，我也不会看见他那只浑浊的独眼。此时我的耳边不会回响他在这个异族山村吐出的第一句由衷的赞语：“多肥的土地。”
在大渡河上游的藏族聚居区，也有许多来自中央地区的汉族。他们迫于生计，离开故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森林与河流交接地带土壤肥沃，且易于开垦。这些人或是小贩，或是匠人，或是士卒，都经不起土腥味的诱惑，就像嘎洛一样在异族地方定居下来。
在头人家养好伤，嘎洛在仲夏季节的某一天举起了开荒的锄头。不远处的磨坊前有人打瞌睡。而他的锄头举起又落下，快意地哼哧着，一锄挖掉一大蔸蕨菜，第一块牛粪一样快渗出油水的泥土出现在他眼前。他喃喃自语着，感动得难以自禁，感到身上没有一丝气力。画眉鸟清脆悠长的鸣声从远处传来，阳光正水一般漫过树梢。嘎洛感到通体畅快，像是和女人交欢。而这个季节草木丰茂，牲畜顺利生产。
“我哭了。”嘎洛说，“我流下的泪水跟青草上的露水一样，我是说，落在青草上头像露水似的，简直一模一样。”
而嘎洛得到的女人也是壮实而又勤勉的女人。
临解放时，他的家产在我们色尔古村已是首屈一指的了。而当初收留他的头人只是徒有虚名。头人的家产大多都花在鸦片、各式枪械和马匹上面。土改开始时，我父亲的父亲拖了三支枪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工作组刚进村的第二天中午。头人家的房子和嘎洛家的房子同时燃起冲天大火，那是初春时节，大火几乎烧沸了从房子跟前流过的溪水。据说有好几头牛给烫伤了舌头。当时是中午，这些牛都卸了犁伏在溪边潮润的石头上，偶尔探头饮一口溪中的清水。嘎洛闭着眼小寐，听见火苗抖动的呼呼声，但他似睡非睡，还当是在梦中看见当年大队行进时风卷红旗的壮阔场面。他的独眼闭着，瞎眼前依稀泛起一片红光。还是耕牛惊恐地扬起尾巴，跑进地里，绊动了犁头，倚在犁头上的嘎洛立起身来，这才看到火焰从窗洞、门户里穿出，轰轰作响。房子的墙壁正在塌陷，裂缝里冒出滚滚浓烟。
不到天黑，色尔古村两户最为殷实的两家财产全部化为烟尘，升入了天空，除了放在山上的牛和少许播进地里的种子。
嘎洛依然是贫农，而尽管以后我父亲出去当兵作战多年，一九五七年回到家乡时等待他的依然是一个头人给他留在那个年代的所有东西。
嘎洛曾对我父亲说：“你不能想不开，我的财产是辛苦挣来的，而你父亲是靠剥削压迫。他跑了，现在你回来就要替他改造。”
我在《旧年的血迹》中写过某个黄昏，嘎洛和刚退伍的父亲共同面对头人房子的废墟有过一场交谈，这话他就是在那时说的。
父亲对我说，嘎洛死得其所。
“他只该是那样的死法。”
父亲问我谁在临终时能像他那样得以享受那种和土地融为一体，被金黄的麦浪与阳光所抚慰的幸福。
夜深人静，我躺在铺上不能入睡，思绪在黑暗中联翩起伏。我但愿相信人的灵魂不死，嘎洛的灵魂正在夜雨淋湿的地上漫步。那些黑色泥土在夜里滋生出雾气和冰凉的露水，而眼下还不到霜冻时节，各种鼠类、蚯蚓各种昆虫在地下穿行，使土层疏松，充满水分和空气。
嘎洛的灵魂巡视这些土地时恐怕再也无须担心风湿的侵袭。
黑暗的屋子中又响起了父亲的声音：“唉，谁能像嘎洛那样。我其实一半头人一半农民，我是说心头那种东西是这个意思。”
确实，纵观嘎洛一生，我看到的不是种族的差别，而是一个农民所具有的本色，所有弱点与所有优点。不同的脸孔，被土气熏蒸，被烈日暴晒，最终都变为同样的色彩。
我又看见了嘎洛。
那时他稀疏的长须变得苍黄，鬓发已经斑白。严重的风湿病使他关节僵硬，膝头积水严重，每走一步都发出牲口蹄子踏进淤泥的那种咕咕的声响，形容得好听一点是泉水涌动一样的声响。就是这样，嘎洛也总是拄着一支山麻柳手杖，在晌午时分准时出现在地头。他就那样倚杖向人们注视。
这是盛夏时节，女人们从齐腰深的庄稼中拔除燕麦和苦艾，男人们修理栅栏。轻风过处，麦浪在嘎洛面前汹涌。他的老婆和女儿都在拔草的女人中间。嘎洛站在地头，吸引着女人们怜悯的目光，并没有人产生被监督的感觉。午休时分，嘎洛和乡亲们坐在一起，膝头上放着蚂蟥，乌黑的淤血也像蚂蟥一样垂挂在他肿胀的膝头上。阳光照在他脸上，十分明朗，只有深陷的瞎眼中有一点阴影。
等他女儿上了大学，他就奇迹般地能下地干活了。女儿死后，他又失去了行走的能力。
每天，家人在太阳起来后，把他弄到门口，他就在裤腰中翻捉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