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命运，也可以是国运的缩影。三年前，我从伦敦回老家上海，重返母校复旦新闻学院任教。正逢当年的复旦读书节，图书馆馆长、中国现代文学教授陈思和先生邀我做主旨演讲。我决定说一说有关自己与书的故事，题目叫“访书”。每一本书，无论优劣，都有一己命运，难以预测。每读一本书，都是我们对它隐秘的窥视与拜访。
多年前，我到北京出任FT驻华记者，从伦敦海运回近70箱书。记得中学时，文*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新流行的标语里，有一句是洋人培根的名言 “知识就是力量”。当书箱运抵复旦，卸下，堆在办公楼前，我脑中迸出一个念头：“知识就是重量”吧。两天后，所有顶天立地的书架爆满了，只有一半的书找到了归宿。不幸的一半，仍躺在纸箱里，不见天日，渐被遗忘。好几次，为了查阅一本书，明知它躲在某个纸箱的黑暗里，但遍寻不得。未能善待安顿这些书，找不到它，是对我的惩罚与报应。
去年夏，我从伦敦又运回上海十多箱书。某日，我接获海关通知，大意是因带回的书数量太多，已按新规扣在海关，并可能退回始发地伦敦。惊愕不解之余，我跟海关强调，这是我回国服务的教学研究必需。校长派员出面协调，海关通融，几经波折后，数百册书终于送抵复旦。
书荒与手抄本
我出生在1960年代，撞上“三年自然灾害”，是饥民的一代。等到四、五岁稍懂事，中国陷入无书可读的年代。文*爆发，书和古典音乐几乎都禁了。幼年的记忆中，与书有关的，印象最深的居然是焚书。那是在母亲教书的学校，是夏天。戴着袖章的红卫兵们，嘻笑着，把图书室的书刊抛到操场一角。学校停课了，学生们自由放风，进入狂欢季，随手往火堆里扔几本书，像是一场野外的烧烤游戏。我捡到几本小人书，一本是“白毛女”电影连环画，黑白的，色调偏蓝。阳光温和灿烂，并不像是革命的天气，耳畔也没声嘶力竭的口号声。不多时，在一片欢呼声中，书籍在火焰中化为白灰，飘上半空。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的《白毛女》连环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的《白毛女》连环画
1973年，十岁后，父母每月给几块零花钱。几乎每个周末，我都坐公交车，从东区赶去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毛主席手书的店招，当时上海最大的书店。1972年，尼克松访华，国门支开了一条缝，但国民仍无真正的书可读。书店都是闭架的，像当年的商店，都由服务员把持着。他们身后是书架。隔着玻璃柜台，你想看哪本书，指给服务员看，让他们从架上取下。印象中，服务员的态度，多半脸色漠然，不耐烦，把书啪地抛在柜台上。后来，有了浩然的《金光大道》，还有《艳阳天》，都是革命小说。明知道没有什么好书，仍每周六准时去新华书店报到，摸摸书皮，也好。
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
那年头，书店里没书。但地下有手抄本汹涌流行。小学五年级时，曾从同学处偷偷借过几册，有的是蓝印纸复制，多半是手抄。有的硬抄，有的是软皮练习本。一本中，常有多人字迹，都是手抄本的地下志愿者。读过的有《一双绣花鞋》、《玫瑰香奇案》、《第二次握手》。封闭枯萎的年代，惊悚的故事也是难得享受。按照当年的国家规矩，长江以南，冬天不供暖，三九严寒的上海，室內外一般呵气成雾。贴着体温捂热的被褥，穿着厚衫，就着手电筒，通宵读完，而后地下党似地转移到下一位同学。除了严格按时奉还外，有时还有抄录下一本的义务。这在世界出版史上是罕见的。当时流行的手抄本有16种之多，其中《第二次握手》读者据说有数千万之多，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囗。
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于197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于197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
文*后，邓小平复出，第一批禁书于1978年开放。当时称之“重放的鲜花”。第二批书开禁，在1981年。国家共动用2400吨战备纸，重印了230种中外名著，有小说名作，有学术经典。南京东路新华书店门口，一有新书消息走漏，就有通宵等候的漫长人流，长达数百米，蔚为壮观。我买到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与葛朗台》、狄更斯的《双城记》。还有构成我们这代人集体记忆、至关重要的一套书——《自学考试丛书》。挤在队列里的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是营养枯竭的知识饥民，在一场大灾难后等待精神与灵性的雨露。
那是对知识饥不择食的年代。你若走访当年七人同居的大学寝室，很难判断主人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物理系学生的床头书里，完全可能找到斯宾诺莎、罗素、休谟和康德。那时，革命的废墟上，学科和学科之间几乎没有壁垒。我们横冲直撞，只为求得知识。是书连接了我们与世界。当年的宿舍严格以系科划地为牢，但并不妨碍我交上数学系、物理系、生物系的朋友。
几年前，我在伦敦家中整理寄回上海的书，把要处理掉、捐给慈善机构的几大袋书放在门外。半夜，居然鬼使神差，舍不得，又悄悄捡回几本。我们曾是知识的饥民，对书、铅字的饥饿感已刻入骨髓。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时，我们很羡慕哲学系的男生，因为他们最会用书本与知识忽悠女生。哲学是那个时代的时尚与荷尔蒙。
淘书与旧书店
我最早的中文藏书，在出国留学后，多半散失了。万里之外，伦敦运回的数千册书，都是在英国慢慢积累的。英国书贵，穷学生消受不起。英国旧书店多，渐渐养成淘旧书的习惯，以至成为癖好。藏书中，约有80％是淘来的旧书，余下的20％才是新书，部分是传播学、社会学相关的专业书，部分是自己喜欢的作者，比如米兰·昆德拉、爱德华·萨义德。还曾用昆德拉的小说练过译笔。其它新书，多半是朋友、同仁的赠书。多年积攒，也很可观。我常在旧书店里淘到流出的作者签名本，惊喜之余，又为作者抱屈，有些难堪。从此立下规矩，不让礼赠我的签名书流落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