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的诗中讽刺地写过：战争过后，总要有人来打扫战场，因为尸体是不会自己收拾自己的。阿坚侥幸熬过了侦察排的地狱岁月，就在战争末年被编入了收尸队。这可是“美差”，队里几乎所有人都活过了战争，然而，“他们的心始终都被无边的凄凉所笼罩。想起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士兵永久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就忍不住嚎啕大哭”。
类似这样的描述实在密集了一点，你会觉得在保宁的笔下，这场战争太乏味了，也太模范了，它缺乏出人意外的地方，它一方面摧残了人的身体和理智，另一方面又让人泪腺大开，尽情地悲伤。若论“意外”，就要提到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其中写过一个哥萨克士兵多尔古绍夫。哥萨克是视生命如草芥的，多尔古绍夫在随部队败退中中弹，行动不得，就抓住了路过的战友柳托夫，要他一枪结果了自己，柳托夫迟疑不前，原本连路都走不动，只能坐在地上呻吟的多尔古绍夫，竟然跌跌撞撞地追了上来，嘴里还骂着“混蛋”。
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
这种十足的“行尸走肉”，这种极端的求死人格，在保宁这里可不存在。泪水虽非讨人喜欢之物，却给死者以起码的尊严，并为幸存下来的士兵保全了对于战争和人生的正确认识。而保宁认为，书写这些是他的责任。《战争哀歌》中的一则故事，与《红色骑兵军》形成了对照：1966年的东沙泰战役中，新入伍不久的阿坚，跟班长阿广连续奋战了三天三夜，之后，阿广被一颗炸弹炸飞，阿坚想给支离破碎的班长包扎，班长却请求阿坚解决自己：
“‘阿坚，阿坚！开枪，杀了我吧！’阿广哭泣着，吼着，‘开枪！我命令你立刻杀了我！天哪！你快开枪，冲着我，开枪！你妈的，开枪啊！’”
同样是求死和骂娘，但和多尔古绍夫不同的是，阿广的反应尚在正常人类的范围之内：他是在哭的。只是不多久，又一枚炸弹落地，驱使阿广进入疯魔状态：他伸手拔出了阿坚腰里的枪，瞄着阿坚，仰天大笑。阿坚害怕了，后退，随后撒腿就跑，他听到身后传来了“狂乱的笑声”，其间依然”夹杂着抽泣。”
战争中的平民战争中的平民
只要人还能哭，战争就还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故此，我认为可以这样讲：《战争哀歌》是书写——或曰“披露”——越战实情的，但也是为越战“正名”的，越战保留了它的“教育意义”，而并非单纯地促使人去信奉利己、荒谬和虚无。当然，这种效果完全源于作者的书写，保宁从来没有觉得，书写战争中人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的事实，是一种落后的、俗不可耐的追求。
他不怕读者厌烦，反复地讲述阿坚开始写作时的悲苦心情：他要重温记忆，就要撕开一个个伤疤，一次次痛得死去活来。但是，就好比一幢楼房必须建有楼梯那样，保宁认为，必须踏着记忆的台阶，人才能够形成对生命的总体感受。“生命就是这样，”他写道，“它实在太宽厚、太绵长、太丰富、太生动了。不过到最后，它还是造成一种缺憾，让人在濒死时仍然感觉有一种东西在内心萦绕着，像是一笔债或者一个还没完成的任务……”这番话让活着的意义倏然间昂扬起来，同时抑制住了虚无感。
保宁先生比书中的阿坚小三岁，1968年入伍参战。《战争哀歌》于1987年出版，之后他便再无作品问世。他住在河内，2006年难得接受了一次采访，他说，之后再写任何小说，都觉得不自然。看他这样讲，我便想起所认识的一些二十、三十、四十年代出生的文化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对于修一部正式的抗战史，或收集出版抗战诗篇，都有着严正的热情和参与意识。这也都是一些懂得眼泪的分量的人，眼泪有多重，文字就有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