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好,上了天啦。”
绳子断了。我落在秋千架下,你和白狗飞到刺槐丛中去,一根槐针扎进了你的右眼。白狗从树丛中钻出来,在秋千架下醉酒般地转着圈,秋千把它晃晕了……
“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吧?”我嗫嚅着。
我看到她耸起的双肩塌了下来,脸上紧张的肌肉也一下子松弛了。也许是因为生理补偿或是因为努力劳作而变得极大的左眼里,突然射出了冷冰冰的光线,刺得我浑身不自在。
“怎么会错呢?有饭吃,有衣穿,有男人,有孩子,除了缺一只眼,什么都不缺,这不就是‘不错’吗?”她很泼地说着。
我一时语塞了,想了半天,竟说:“我留在母校任教了,据说,就要提我为讲师了……我很想家,不但想家乡的人,还想家乡的小河、石桥、田野、田野里的红高粱、清闲的空气、婉转的鸟啼……趁着放暑假,我就回来啦。”
“有什么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她说着,沿着漫坡走下桥,站着把那件泛着白碱花的男式蓝制服褂子脱下来,扔在身边石头上,弯下腰去洗脸洗脖子。她上身只穿一件肥大的圆领汗衫,衫上已烂出密密麻麻的小洞。它曾经是白色的,现在是灰色的。汗衫扎进裤腰里,一根打着卷的白绷带束着她的裤子,她再也不看我,撩着水洗脸洗胳膊。最后,她旁若无人地把汗衫下摆从裤腰里拽出来,撩起来,掬水洗胸膛。汗衫很快就湿了,紧贴在肥大下垂的**上。看着那两个物件,我很淡地想,这个那个的,也不过是那么回事。正像乡下孩子们唱的:没结婚是金**,结了婚是银**,生了孩子是狗**。我于是问:
“几个孩子了?”
“三个。”她拢拢头发,扯着汗衫抖了抖,又重新塞进裤腰里去。
“不是说只准生一胎吗?”
“我也没生二胎。”见我不解,她又冷冷地解释,“一胎生了三个,吐噜吐噜,像下狗一样。”
我缺乏诚实地笑着。她拎起蓝上衣,在膝盖上抽打几下穿到身上去,从下往上扣着纽扣。趴在草捆旁边的白狗也站起来,抖擞着毛,伸着懒腰。
我说:“你可真能干。”
“不能干有什么法子?该遭多少罪都是一定的,想躲也躲不开。”
“男孩儿女孩儿都有吧?”
“全是公的。”
“你可真是好福气,多子多福
“豆腐!”
“这还是那条狗吧?”
“活不了几天啦。”
“一晃儿就是十几年。”
“再一晃儿就该死啦。”
“可不,”我渐渐有些烦恼起来,对坐在草捆旁边的白狗说,“这条老狗,还挺能活!”
“噢,兴你们活就不兴我们活?吃米的要活,吃糠的也要活;高级的要活,低级的也要活。”
“你怎么成了这样?”我说,“谁是高级?谁是低级?”
“你不就挺高级的吗?大学讲师!”
我面红耳热,讷讷无言,一时觉得难以忍受这窝囊气,搜寻着刻薄词儿想反讥,又一想,罢了。我提起旅行袋,干瘪地笑着,说:“我可能住到我八叔家,你有空儿就来吧。”
“我嫁到了王家丘子,你知道吗?”
“你不说我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的,没有大景色了。”她平平地说,“要是不嫌你小姑人模狗样的,就抽空儿来耍吧,进村打听‘个眼暖’家,没有不知道的。”
“小姑,真想不到成了这样……”
“这就是命,人的命,天管定,胡思乱想不中用。”她款款地从桥下上来,站在草捆前说,“行行好吧,帮我把草掀到肩上。”
我心里立刻热得不行,勇敢地说:“我帮你背回去吧!”
“不敢用!”说着,她在草捆前跪下,把背棍放在肩头,说,“起吧。”
我转到她背后,抓住捆绳,用力上提,借着这股劲儿,她站了起来。
她的身体又弯曲起来,为了背着舒适一点儿,她用力地颠了几下背上的草捆,高粱叶子沙沙啦啦地响着。从很低的地方传上来她瓮声瓮气的话:
“来耍吧。”
白狗对我吠叫几声,跑到前边去了。我久久地立在桥头上,看着这一大捆高粱叶子在缓慢地往北移动,一直到白狗变成了白点儿,人和草捆变成了比白点儿大的黑点儿,我才转身往南走。
从桥头到王家丘子7里路。
从桥头到我们村12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