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宫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
政治家能把诗写到这个份上的，似不多见。这首《长安秋夜》，对晚唐宰相李德裕来说，不过是一篇劳顿之余的日志，但其中的淡定和气度，足以令天下士人倾倒了。论功业，他有“万古良相”之誉，内清宦祸，外复失地，终遭妒陷，谪落天涯而终。论风雅，他堪称生活上的美学大师，洛阳郊外那栋被唤作“平泉山居”的李府，在中国园林史上，始终是个童话般的传说。李德裕一生最美好的诗文和才情，都献给了这座私园。这是他的乐土，是他心灵休憩的隐地，寄存着他的宁静和素怀，盛放着他对“家”的全部温情和美学理想。
“吾乃剪荆棘，驱狐狸，始立班生之宅，渐成应叟之地。”这篇《平泉山居诫子孙记》，一边记述筑巢之辛苦，一边严厉地颁布家训：“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孙也;以平泉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子弟也……《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
爱惜自家的宅园，疼怜亲植的树石，竟至放此狠话，确属罕见。
不可否认，此中有自珍自恋的成分。但我想，李德裕真正重视的，恐不在物，亦非财，而是“家”——是“家”之构造的完整性，是与这个“家”的品位相匹配的心性、心志、心境，是对这个“家”的欣赏能力和持有资格。简言之，他看重的，是子孙对美的态度，是祖物之于他们的精神意义——对人生的熏陶和塑造。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语出《诗·小雅·小弁》，意思是说：桑树梓树乃父母所栽，见之必肃立生敬。父母者，为何要在舍前植这两种树呢？答案是：“以遗子孙给蚕食、具器用者也”（《朱熹集传》），即让子孙有衣裳穿、有家具使。后来，“桑梓”便成了“故里”“家乡”的代称。
树，不仅实用，还意味着福佑、恩泽和繁衍;不仅赐人花果和木材，还传递亲情和美德，承载光阴与家世。树非速生，非一季一岁之功，它耐受、持久、长命，伴着年轮涟漪和虬枝皴肤，它春华秋实、生生不息，像一位高寿的家族长老，俯看儿孙绕膝。
所谓“荫泽”“荫蔽”“荫佑”之说，皆缘于树。
有祖必有根，有宅必有树。再穷的人家，也能给后人撑起一片盛大的荫凉。
这是祖辈赠予子嗣最简朴、最牢固的遗产了。
幼时，父亲带我回山东的乡下祖宅，院子里有一棵粗壮的枣树，上筑鹊窝，下落石几。逢孩子哭闹，祖母便将房梁上的吊篮勾下，摸出红油油的干枣来。后来，老人去世，老屋拆迁，“老家”便没了。
虽非桑梓，但我知道，此树乃祖辈所植，在其下纳过凉、吃过枣子的，除了我，还有我的父亲，还有父亲的父亲……它是一轮轮人生的见证者，见证了他们从跌撞的蒙童、攀爬的顽少，变成拄杖的耄耋……
这样的树，犹若亲属。
老人们讲，闹饥荒时，都是树先枯、人后亡，因为果腹的最后一样东西，是树皮。人，只要熬到春天就不会饿死，这时候，树抽芽，野菜生，槐花、榆钱、椿叶、杨穗，都是好食材。
几千年来，凡户居，必在一棵大树下;凡村首，必有一棵神采奕奕的老树。
无荫不成庐，无林不成族。就像民谣里所唱，“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树，是家舍的象征，是地址的招幡。它比屋高，比人久。离家者，最后一眼看到的是它;返乡者，第一眼瞅见的也是它。
游同里古镇，听到一个说法：江南的殷实人家，若生女婴，便在庭院栽一棵香樟，女儿待嫁时，树亦长成，媒婆在墙外看到了，即登门提亲;嫁女之际，家人将树伐下，做成两只大箱子，放入绸缎做嫁妆，取“两厢厮守”之意（谐音“两箱丝绸”）。
多美的习俗！女儿待字闺中时，对那棵树的感情定是窸窸窣窣的微妙，那是自己的树啊，盼它长大，又怕它长大。想想吧，像儿伴一样耳鬓厮磨，像丫鬟一样贴身随嫁，多么暖心，多么私密，多么亲昵。
我若有女，必种一棵香樟。
如今的家业里，少了样东西：树。
没有了庭院，没有了户外，没有了供根深入的大地，只剩下盆栽、根雕和花瓶。这个时代，可稳定传续的事物越来越少，“不动产”越来越少，“祖”的符号和痕迹越来越少。
“家”，失去了树荫的覆护，光秃秃地曝于烈日下。
我们的家什、器皿、陈设，包括果蔬稻粟，几乎无一源于自产和自制。我们的双手不再沾染泥土，我们不再是播种者，不再是采摘者，我们的最大身份是购买者，是终端消费者，我们彻底“脱农”了。不仅如此，我们解除了与草木共栖的古老契约，我们告别了在家门口折朵撷果的实用和浪漫，我们放弃了对一棵树、一株花的亲近与认领，我们失去了对四季和年轮的细辨……大自然里，不再有我们的一方蒲团、一张凉席、一具竹榻。
树，在马路上流浪。我们只是乘车迅速地掠过它们，透过玻璃窗扫视它们。它们身上，没有我们的指纹和体温，没有儿童的笑声和攀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