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横向扩张，而非纵向深化的倾向，往好里说是“博”，往坏里说则是“杂”。所谓“中国重综合，西方重分析”也是同一现象的另一侧面。直到近代，才有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民国时胡哲敷论道教，便讥讪它是“收罗一切民间低下思想，共一炉而冶之”，“说好听一点，就是包罗万象；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垃圾箱子。它好像对各家学术，都没有什么抵触”，最终可说将三教九流都“一网打尽的概收取无遗了”。中国自来就强调“三教合一”，清代的民间宗教都讲究“串教门”，丝毫不认为这是叛教行为，反倒觉得此人吃得开混得好，完全不在意教派的排他性。
再往前看，诸子百家也是如此，可说是深入中国思想的肌体。近些年来已有不少西方学者（如戴梅可、齐思敏）质疑“家”的模式，认为“汉代以前以及西汉的思想家们，跟后期非常严格的、标准的模式相比，本质上似乎都是属于‘杂家’”。杜维明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史所说的“儒家”、“法家”、“道家”的分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各自不同的学派，而是相互影响的三种学说，每一种文献都或多或少融合借鉴了三家的思想成分，而像鬼谷子这样人物甚至更难归类，维基中文归为道家、维基英文说是法家，而百度百科又说他是纵横家。
由于各家在一定程度上都杂取他说，而弟子也可能只是采择其师的一部分思想，于是才有这样的现象：荀子身为儒家，但其最著名弟子韩非子却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黄侃毕生尊重其师章太炎，但在音韵学史上，章太炎集考古派之大成，黄侃却集审音派之大成。
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有人开始将这看作是一种弊端。傅斯年1918年在《新青年》撰文批评“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认为：
“中国学人每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Division of Labour），‘各思以其道易天下’”，“其才气大者，不知生有涯而知无涯，以为举天下之学术，皆吾分内所应知，‘一事不知，以为深耻’，所学之范围愈广，所肄之程度愈薄，求与日月合其明，其结果乃不能与烛火争光。”
经过他和蔡元培等人的呼吁推广，分科治学的理念在教育界、学术界至少已逐渐深入人心，但从社会的不同层面来看，这种特质还是相当深入人心，其结果便是常常陷入同质化竞争，通过模仿、抄袭来搭便车，而当同质化带来效益递减时，又更进一步靠谁的身段更低来取胜。
当然，也有一个相反的趋势正在形成：随着现代化的深入，群体的异质性、多元化也比以前更为突出了。曾听一个话剧编导讲：“现在如果用心去做，有哪怕不多但稳定的受众，就足以支撑这个剧团，专业的观众群体是专业剧团的生存条件。以前这样的事很难，但现在慢慢有了。”
实际上，这不仅是话剧如此，几乎在各行各业的每个细分领域，只需要“做得好”，都能活得下去，而未必需要“做大”才能“做强”。虽然说这有赖于异质性的人群，但在现代社会中，人群本身也是跟着潮流走的，小众趣味的所谓“异质性”本身，其实也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异质。
小众品牌的奇迹，在电影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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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差异化，除了像唐代长安这样的大都市之外，原本并不是一个地方的多元共存，而主要是源于不同地域的自然分化；这在随着人口流动和文化传播的助力，很可能变得交融、趋同。饮食文化只不过因为近三四十年的都市化进程，在这方面尤其能折射社会大众和商家的取向。当然，最终出现的可能是某种分流：以大众路线为主的，继续走交融、杂取的方向，日渐同化；而与此同时，大概也会出现无数细化的小众趣味，它们可以满足更多元丰富的需求。
到那个时候，也许中国的面貌给人的印象也就不再那么单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