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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想过一个问题“什么叫气质？”
有个同学很严肃地回答我，听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有气质，我找了个磁带，听了半天，没听见什么叫气质。当时《读者》上有个台湾的“傻大姐信箱”，经常回答各种人生困惑，有一次有人也问“什么叫气质？”大姐回答得很抒情，“气质就是春雨的沛润，夏风的迤逦，秋日的甜美，冬云的飘逸”我盯着这几个排比句琢磨了一会儿，就放弃了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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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吃饭的时候，有位男同志中途来了，一见刘瑜，握手寒暄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您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了？”刘老师刚从剑桥回清华教政治学，这位同志可能认为总算找着了一个能用术语对话的人。整个一晚上，他都雄崌一角，说着各种洋气的哲学和政治派别，说到外国人名就上英文，弄得本来八卦的饭局气氛全无。我想起刘瑜前不久一篇文章，意思是爱说教的人不爱直视人生经验，特别爱翻山越岭，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但不说“董仲舒说”或者‘张春桥说’，非要说“施密特说”。她写，“你可能会问，施密特是谁？这就对了，如果你也知道了施密特是谁，好些人还怎么用它装神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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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是个有名的哲学家，有人敬畏地问他“您认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老头子说“根本没这玩意儿，什么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都是任意武断的概念”那人又问，哲学到底有什么用？他说了个故事，有个教哲学的老师给学生上第一课，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当律师，有人当官员，有人当士兵，我说的东西，对于你们要训练的技能，不管在哪方面都没有丝毫用处。但有一点可以向你们保证，上完这个课，你们总能看清人们什么时候在胡说八道。”